论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改革
邓光达
在现行法律制度下，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目标，在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通过每年度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与材料，对企业注册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或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在全国实施已有二十一年，其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转变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勿容置疑，但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全球经济已迈向一体化，法治日益彰显重要，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政府行政管理资源合理使用的今天，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问题已经浮现，不容忽视，值得人们关注和探讨。
笔者试图从企业的成立与终止、年检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法律规范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目标相关性的角度，探究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与滞后之处，为企业年检制度的改革抛砖引玉、投石问路。
一、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架构。
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制度从1982年12月12日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企业管理规定》，下文在全国实行企业年检制度开始，到1988年6月3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后国家工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实施细则》、1994年国务院发布《公司登记管理条例》，1996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局发布《企业年度检验办法》、1997年11月19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1年1月13日国家工商局发布《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并构成我国企业年检的法律制度。
我国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渊源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年检是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管理模式与基本内容。
我国企业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可以说是较为庞大繁复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互交织，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许多事关重要的事权存在冲突，企业登记管理模式既有依组织形式分类管理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又有依所有制形式分类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而企业年检的重要制度《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把上述企业登记管理的二种不同模式以较低位阶的规章形式揉合为年检的混合管理模式。
年检规章的混合管理模式与行政法规二种分类管理模式的不同，必然导致行政法规与规章的冲突，及实务中的不和谐，年检法律制度先天存在令人惋惜的缺陷。
目前企业主流由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三资”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构成，笔者试图根据企业年检的管理目标，将年检的法律制度的内容作出扼要简单的分类陈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行政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登记实行年度检验制度。企业法人应当按照登记主管机关规定的时间提交年检报告书、资金平衡表或资产负债表，登记机关对企业法人登记的主要事项进行审查。不按规定提交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登记机关可根据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业整顿、扣缴、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三条第（十）项规定，企业不按规定报送年检报告书、办理年检的，处非法所得额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非法所得的，处于1万元以下罚款，并限期办理年检，拒不办理的，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规定，表明登记机关年检的目的，仅限于维持企业登记注册的行政管理秩序。
2、《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将年检制度的管理目标定位于确认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继续经营的法律资格。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八条规定，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检，公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接受年检，并提交年检报告书、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营业执照副本。公同登记机关应当根据其提交的年检材料，对公同登记事项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继续经营的资格。公司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由公同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接受年度检验，逾期仍不接受年检的，吊销营业执照。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于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和《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亦有类似的规定。
登记机关通过年检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资格，意味着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律主体的经营权利能力是按年度拥有的，而不是始于核准登记注册、持有营业执照，终于解散与注销，公司、合伙和独资企业没有或没通过年检，其经营权利能力将丧失，其经营的法律主体资格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其经营活动将面临违法，其与相对人的合同关系将没有法律约束力等等。
3、《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将年检制度定位于行政秩序及企业继续经营法律资格的双元管理目标。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一条宣示，该办法是依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制定的，第三条规定，企业年检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按年度对企业过行检查，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定制度。办法的双元管理目标显而易见；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在将年检对登记事项的审查内涵“转换”为对企业的检查的同时，还在若干的条款和内容中将年检的审查登记事项的权力扩充至非登记注册事务，并将被年检企业归类划分为A级和B级企业，对划分为B级的企业限制其增设分支机构和经营范围的民事权利，明文规定企业未参加年检不得继续从事经营活动，或设置若干开放式的监督权利条款，等等，以图达通过年检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三、企业年检法律制度的错位表现
从上述对有关年检法律制度的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知道，现行年检法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和对企业继续经营法律主体资格的确认。在实务工作中，由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适用频率高和综合性强，在探究年检制度错位之处时，笔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
1、将年检法律制度定位于确认企业继续经营的主体资格，有悖于公司、企业的实体法律规定和基本的法理原则；有违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活动的客观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五款、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九十条和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登记机关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公司、企业成立，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公同、企业终止。
上述有关公司、企业成立和终止的法律规定表明，公司、企业的法律主体资格，亦即企业的经营权利能力，始于核准设立登记发给营业执照之日，终于核准注销登记之时。公司、企业在成立领取营业执照后，登记注销前，其经营资格受法律保护。
行政法规、规章规定通过年检方式，对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确认，有悖程序法确保实体法施行、下位法遵守上位法的基本法律原则，有违《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其错位之处不言而喻。
此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的交易双方均希望交易主体的稳定和透明，以确保交易的稳定、安全、有序、效率，以实现成本与效益原则。现行年检确认企业继续经营资格的法律定位，将全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资格、经营的权利能力处于公共权力经常干预的境地，对全社会企业经营主体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和破坏，有违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将年检对企业的有关登记事项的审查，扩大定位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检查，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依法行政的原则，浪费行政管理资源，损害了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增大了企业、公民创业和就业的经济成本，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弊大于利。
依据行政法规的规定，登记机关在年检时，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报告等年检材料，对与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审查。企业的登记事项，依据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三资企业”的不同形式，行政法规对此有不同的要求，主要涉及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投资人、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等登记事项。
但是，《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明确规定年检是对企业的检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作为年检内容之一，要求公司（三资企业除外）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划分A级与B级企业，限制B级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
年检制度的行政权利扩张，意味着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管理成本的提高，由于依法无据，亦意味着行政管理的资源浪费，同时亦将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营商成本。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我市每年约有1万家未年检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待吊销），而吊销企业的数量与新开办企业的数量在致维持在一定的相关度，按人们开办一家企业的成本（含人工）约需2000元至5000元左右的粗略估算，每年吊销1万家企业就有大约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社会经济损失，累年计算，则其社会经济损失可观。
现行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其模糊不清及缺乏科学定位的行政管理目标和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已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先进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结合国情实际情况，改革滞后的企业年检法律制度应该提到决策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上。在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服务于社会的客观要求下，年检法律制度的改革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将企业年检制度定位于企业活动的信息收集和统计，确保企业在市场上的透明度，确保经济交易稳定、透明、安全的目标，减少政府公权对合法正常的民事活动干预。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营商的法律环境成本应该成不企业年检法律制度改革的战略目标。以企业依法自行申报进行年检备案的方式将是一条可取的途径。
依法行政犹重要，良法善俗意更高。行政执法的更高境界在于追求社会的良知，法律的正义与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审判工作的任务
1962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政法工作的方针、任务，现就当前对敌斗争中的审判工作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是好的。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社会治安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但是，只要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对敌斗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方面，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总是循着时起时伏的规律变化的，尽管敌人的力量愈来愈弱，但他们是不甘心死亡的，总是要乘机进行破坏的。因此，作为国家专政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对于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就必须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准备。
今年以来，特别是6、7月美蒋妄图进行军事冒险期间，反革命案件有所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暗藏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而进行作案的反革命分子。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要在今冬和明年给反革命分子几次严厉的打击。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审判工作，同一切进行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作严肃的斗争，适时有力地惩办他们的破坏活动。当然，反革命案件的多或少，也还存在地区上的差别。在沿边、沿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和一部分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是比较猖獗的，反革命案件就多些，有的地方这类案件还不多，有的甚至还没有反革命案件。在那些反革命案件不多或者现在还没有反革命案件的地区，人民法院也决不能有任何轻敌麻痹思想，仍然要提高警惕，注视敌情的变化，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夸大敌情，误我为敌的现象发生。
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对于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也有严重的破坏性。他们的活动，又往往与反革命的破坏相呼应。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的同时，还必须着重打击那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审判工作在执行政策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同现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中，仍须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情节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办，在量刑上要依法从重；对那些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依法从轻处刑，有的也可判处管制或作其他处理。
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有一部分是老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些是受海外敌人的派遣或指示，有计划、有目的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有的是潜伏的敌特分子，他们有反革命经验，进行着隐蔽的诡密的活动，是一些毒性最烈的暗箭；还有一些是经过宽大处理后的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他们对当前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或者与敌特挂上了勾，就迫不及待的露头活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坚决与我为敌，难于改造的分子。对于他们的处理，就要依法从重处刑；但对其中投案自首的、有立功表现的分子，可以视其情节从宽处理，以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新的反革命分子，在当前的反革命案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从反革命阶级基础中滋生出来的，有的是劳动人民蜕化变质的。他们的犯罪原因尽管是各种各样，但其目的都是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人民法院对这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反革命罪行，或者没有发现他们同敌特有组织联系，就不当作反革命处理。但由于这些案件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处理上就更需要慎重，深入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要依法从重惩办；对其中罪行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依法从轻处刑；对劳动人民和青、少年，因一时误入歧途，有过一些反革命言论和行动的，应当从宽处理，如果情节轻微，并确有悔改表现的，也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
对于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案件事实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注意当前的特点。在过去一个时期，有些案件，看来好象是敌我矛盾，但实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由于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民主生活都有很大程度的好转和改进，在最困难时期存在的许多问题已基本解决，上述貌似敌我矛盾，实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已有所减少，许多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利用人民内部矛盾而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就决不能只看现象忽视本质而误敌为我。当然，也不要把在阶级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一些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总之，处理案件绝不要只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一定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反革命犯罪，是具有反革命目的的，否则就不应认定其为反革命性质。例如反动谣言案件，如被告人为了与美蒋的反动宣传相呼应，制造或有意传播各种谣言，进行煽惑鼓动的，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是人民群众由于对当前复杂的形势缺乏了解，没有看清楚敌人的阴谋，以假当真，因而传播了一些反动谣言，甚至作了某些夸大渲染，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再如反动匿名信问题，如被告人是进行政治性的诽谤、造谣、诬蔑或恫吓等，应属于反革命性质；如果个别领导干部违反党中央的政策，又缺乏民主，人民群众因不满而写了一些过激言词，对个别领导人进行攻击，甚至某些情节还不符合事实，则不能认定为反革命犯罪。政治性的集团案件，情况更为复杂，反革命集团必须是有组织和具有反革命目的的集团犯罪；至于某些青年，由于幼稚无知而组织起来的落后小集团，他们有的也提一些政治性的主张，如果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则不应认定为反革命性质。以上几种情况，前者要用专政手段对待；后者主要是说服解释和批评教育问题，只是对其中少数对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后果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理或其他适当的办法处理。对于究竟是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一时难于确定的案件，可以暂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发现新的证据，证明确系敌人破坏再重新处理。
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或进行特务活动的，必须依法处理。由于这是目前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还缺乏经验，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应当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核准。2．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各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及惯盗、惯窃、惯骗分子等，也是打击点，必须依法从重惩办，个别的甚至要判处死刑。同时也要注意，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大量的还是那些罪行不十分严重，情节比较轻微的犯罪。这些犯罪，一般的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影响社会治安，有的很容易被反、坏分子所利用，也必须认真、及时地予以处理，防止他们继续发展。但在处理时一般应当从轻。情节轻微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3．在保证社会安全的前提下，还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少捕、少杀、少管制的政策。要本着不可轻易杀人，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的原则，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重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要坚决杀掉；但死刑要加以严格控制，对于那些罪该处死，还不是非杀不可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可杀可不杀的一律坚决不杀。对于那些应该判刑、必须判刑的罪犯，要坚决依法判处；但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用其他办法处理也可收到教育改造效果，群众意见不大的，就不要判刑。对管制案件也要控制，在一般地区，被管制的人数也要比过去少，并且要认真审理，依法判决。三、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审判任务，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领会这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安排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组织全体审判人员，认真学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有关文件，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切实领会中央指导阶级斗争的方针、政策，注意防止轻敌麻痹思想。随时注意与兄弟部门互通情报，了解本地区的敌情、社情，并对本地区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根据当地党委的统一部署，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和法院的日常工作、把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工作，作一个全面安排。基层人民法院还要注意加强人民法庭的活动，使大量的民事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并要协同兄弟部门及时处理一般的违法犯罪案件，以便法院能够腾出必需的力量，正确及时的处理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犯罪案件。
2．对一切现行破坏案件必须在保证正确的前提下及时处理。对于现行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要强调及时惩处，这是因为：可以及时揭露敌人的罪恶活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斗志，有利于对敌斗争；可以及早分化瓦解敌人，促使一些不很坚决的反、坏分子悬崖勒马。但是，不能因为强调及时，就可以对案件草率处理。一定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强调及时。第一，案情必须查证确实。这是适用政策和法律的根据，不能马虎。对确定犯罪事实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核查清楚；某些次要问题，如果影响主要事实的认定，也要查清。第二，法律规定的制度、程序必须履行。正确、合法和及时是一致的，不能离开正确、合法单纯强调及时。
3．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们在审判工作上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是丰富的。各地人民法院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必须继续坚持群众路线，把案件办好。尤其在核实案情的工作上，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核对证据材料，把事实情节搞清楚，这是审判案件的基础工作。在群众中调查核对事实，要注意不同的意见，一切材料都必须归卷，并且要经过认真研究。审判人员对材料所作的肯定或者否定的论断，也要记入案卷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4．通过审判活动进行政策、法律的宣传，对分化瓦解敌人，教育群众，有良好的作用。各地人民法院在这方面都有许多好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典型案件召开一定规模的群众大会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造成对敌斗争的声势，用以震慑敌人，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调动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今冬和明年的对敌斗争中，在那些反、坏分子活动比较猖狂的地区，主要是边沿地区、大中城市、铁路沿线及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多的地区的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典型案件，经党委批准，协同兄弟部门采用上述方式，宣判处理一些罪犯，有力地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但要注意，这些案件，除了案情清楚，证据确凿以外，还应该是：现行破坏的反革命案件或有教育意义的重大刑事案件；罪恶大，民愤大的案件。对女犯、少年犯不要大张旗鼓处理，以免影响效果。
法院在提到群众大会上宣判处理的案件，事先一定要依法进行审判，履行各种必要的法律程序。不能以在大会上宣判处理代替公开审判。
5．上级人民法院要及时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中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应该派得力的干部深入到重点地区的基层人民法院，一面帮助工作，一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作为案例，及时发给下级人民法院参考，帮助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懂得在当前的对敌斗争中，如何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如何恰当的定罪量刑。并且要随时注意检查，把有益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党委反映，并进行认真地研究总结，该推广的推广，该解决的解决。总结的内容，可以是某种类型案件，可以是某一个方面的斗争经验，也可以是全面的总结。总结经验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总结什么，如实地反映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不得浮夸。但重点应该放在执行政策方面。如果发现漏判、错判案件，应该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
6．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法院对于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除了按照规定报请党委审批案件外，还应该经常向党委反映情况和意见，定期报告工作，取得党委对审判工作的指示。
在对敌斗争中，法院与公安、检察部门，既要密切协作，也要认真执行法制上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协作和制约都是为了统一对敌，既准又狠的打击敌人。除了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案情的发展需要逮捕人犯时，法院可以决定捕人外，人民法院决不能代替公安、检察机关逮捕人犯。对一切报批后未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案件，法院决不能当作“自诉”案件受理。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当听取公安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取得兄弟部门的监督。对于检察院起诉和公安部门移送的案件，如发现有问题也要及时提出，主动与他们商量解决；如果意见不能一致，就提请党委或上级法院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