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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责任有关问题探讨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如何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尚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作了规定，该规定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此类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试就该司法解释在适用中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一、关于雇佣法律关系的概念及认定
雇佣关系存在与否，是雇主责任的基础。雇用法律关系，是指受雇人利用雇用人提供的条件，在雇用人的指示、监督下，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身的技能为雇用人提供劳务，并由雇用人提供报酬的法律关系。在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工的主要权利为报酬请求权，主要义务为服劳务的义务。雇主的主要权利为劳务供给请求权，主要义务为报酬支付义务和保护义务。
雇佣关系通常以雇佣合同确定，但是有些当事人之间并不存在此合同，而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因此，判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不能只从形式要件上判断，主要应从实质要件上来考察。首先，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其次，要看雇工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监督，即是否存在隶属关系。雇员受雇主控制、指挥、监督是雇用关系存在的基础。在雇用关系中，雇主是控制他人行为的人，而雇员仅是雇主雇用来完成某种工作的人。雇员在完成此种工作时听命于雇主，服从雇主的监督指导，雇主为雇员提供劳动条件。第三，雇员应为雇主所选任。雇员既可以是雇主自己亲自选任的，也可以是雇主授权选任的。
应当指出的是，独立的承包商（承揽人）与发包商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定做人与委托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委托人与受委托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
二、雇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雇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雇主承担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指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公布前）均无明文规定，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运用过错原则来解决雇主赔偿责任的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号发表的《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1999年第五期发表的《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法院采用的均是过错责任原则认定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的。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化，主张雇主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所受的伤害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已成为共识。理由是：①、雇工完成工作系为雇主创造经济利益，雇主是受益人，雇主利用他人劳动力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为其增大了获得利益的可能性，故他应为扩张的范围内发生的损害承担责任。这也符合“利之所在，损之所归”的传统报偿理论。②、雇工在工作中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雇主对雇员的职业活动负有安全注意和劳动保护的职责义务。不采取适当的劳动保护措施，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雇主应承担责任。③、雇佣活动是危险的来源，只有雇主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防范此种风险，规定雇主无过错责任有利于促进雇主的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意识。④、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1884年7月德国制定了《劳工伤害保险法》，该法首次推行了工业事故社会保险制度，使工业事故的无过失责任得以落实。法国于1898年4月制定了《劳工赔偿法》，规定了工业事故的无过失责任。1897年英国颁布了《劳工补偿法》，该法规定，即使受害的雇员及其同伴和第三者对事故损害互有过失，而雇主无过失，雇主仍应对雇员在受雇期间的伤害负赔偿责任。香港《雇员赔偿条例》规定，雇主对其雇员因工受伤所负赔偿责任是一种无过失责任，即使意外并非雇主的疏忽而引致，雇主仍须负赔偿责任。美国各州在1910年以后相继颁布了劳工赔偿条例。这些条例通常都规定：不论雇用人或受雇人有无过失，雇用人对于所发生的伤害事件在雇用上应承担风险。以上的例子说明无过错责任已被广泛认同。⑤、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保护雇员的利益。从雇主与雇员的经济地位来看，雇主明显优于雇员。雇员在执行受雇工作中遭受损害，在一般情况下，雇员是很难证明雇主有过错的，而且有时雇主确也无过错。这时，如果雇主不承担责任，则极不利于保护雇员的合法权益，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
据此，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作了明确规定，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责任”，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雇主的无过错责任，为雇主对雇员在雇佣活动中所受的伤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雇工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与过失时，能否适用过失相抵
过失相抵是指是指在损害赔偿之债中，就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受害人也有过失，法院可依其职权，按一定的标准减轻或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它是适用于侵权之债领域的一项原则。关于过失相抵是否适用于以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领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有较大争议。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过失相抵原则作了完整的规定，该解释第2条规定：“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该解释规定在适用无过错责任确定赔偿义务人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应适用过失相抵，该解释虽是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但其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却可适用所有损害赔偿领域，这也与世界各国通行的的作法相一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无过错侵权责任适用过失相抵理论的研究成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雇佣关系中，雇主无过错责任与雇员的过错责任之间可以适用过失相抵。与适用过错责任适用过失相抵不同的是，无过错责任适用过失相抵时，只有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才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而不能免除责任。
对过失认定采取义务违反的客观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已是不争的事实。雇工的过失是否构成重大过失，可根据雇工客观的注意能力或程度以及其行为与一个“善意之人”行为之间的差别来定。民法理论上，过失的程度分为三级①、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欠缺者（即依交易上一般观念，认为有相当知识、经济及诚意之人应尽之注意），为抽象的轻过失；此种情形，行为人所负的注意责任程度最重。②、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为具体的过失，又称一般过失；③、显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为重大过失。此种情形，行为人所负的注意程度最轻，只要稍加注意，即可避免损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失的行为人对其行为后果毫不顾及，对他人的利益极不尊重，不仅未能按法律和道德提出的要求来行为，连一般普通人能尽到的注意都没有尽到。如受雇佣的司机在刹车不灵情况下坚持出车，以致酿成事故，应认定司机具有重大过失。
四、如何认定雇员从事的活动是雇佣活动
如何确定“受雇工作”的范围，是确定雇主对雇员赔偿责任的一个关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对“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作了界定，即： “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对雇工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来判断：
①、看雇工执行的事务是否是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活动，即在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执行职务的，就属于雇佣活动范围。如雇主的指示虽不够具体明确，但雇工的工作是为雇主的利益而为之，仍应属于雇佣活动范围。
②、从雇工执行职务的外表来看，如果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与雇主指示办理的事件要求相一致，就应认为属于雇佣活动范围。
③、对雇员超出授权范围的行为认定问题，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把握，即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不仅如此，判断是否为雇主工作，是否是在受雇工作中受到伤害，还应结合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雇员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即其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是它应当做的事；二是雇员是否在受雇时间内遭受损害，这里的受雇时间与受雇工作有关；三是损害发生时，雇员所在地是否为该出现的地方。
五、关于雇主的免责事由
雇主对雇员的赔偿责任虽为无过错责任，但并非雇主对雇员在完成受雇工作中的任何损害都承担责任。如果雇主能够证明自己具有免责事由，则可以不承担责任。在我国，关于雇主的免责事由尚无法律规定，但应当包括如下两项；1、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07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不可抗力作为一般免责事由，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免除致害人的责任。如果雇员在完成受雇工作中，因不可抗力而遭受损害，雇主不应承担责任。2、受害人故意。任何人都应对自己的故意行为承担责任，受害人也不例外。所以，雇员在完成受雇工作中因自己的故意而遭受损害的，自应由其自己承担责任，而雇主不应承担责任。

作者：安徽明和律师事务所王明水


　【案例】

　　1995年4月，田某某、万某某、某塑料编织厂发起设立了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后实业公司股东经多次变更。1996年9月，实业公司名称变更为某房地产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同年12月，房地产公司股东变更为某艺术发展公司，马某某、康某（向公司缴纳出资35万元）。2002年3月5日，马某某、田某某、康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田某某名下房地产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康某，协议书上田某某签名系马某某代签。2006年5月，房地产公司股东变更为马某某、康某两人。2011年年初，马某某因病去世。2012年1月，田某某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依法确认其在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资格。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田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在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只提交了房地产公司前身实业公司设立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而没有举证出公司给其签发的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相应证据，亦不能举出其实际向公司缴纳出资的证据。根据实业公司发起股东万某某的证言，实业公司注册登记时各股东均没有出资，公司资金只有马某某交付的租赁费3万元。另外，田某某2011年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田某某的诉讼请求。田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论点】

　　股权归属是诸多公司诉讼案件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也是解决与公司股权有关争议的前提条件。此类诉讼的裁判结果对于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具有重要意义。审判实践中，对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审查标准，存在不同认识。本案审理中涉及的几个法律问题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田某某：其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应该依法确认。理由是：1.确认公司股东资格应依据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等要件综合审查；2.实业公司设立时的验资证明记载，田某某出资35万元，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3.实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均未置备股东名册，未向股东颁发出资证明书；4.房地产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马某某向实业公司及房地产公司交纳出资，田某某不具有股东资格，马某某也不具有股东资格；5.本案系确认之诉，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房地产公司及康某：田某某只是实业公司设立时的名义股东，其不具有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1.实业公司设立登记的验资证明内容不真实，发起人均未实际出资；2.实业公司设立时，办理工商登记资料的签名是田某某本人签名，之后的签名均由马某某代签；3.田某某2000年离开房地产公司至诉讼前，未参加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运营情况一无所知；4.田某某应当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的2005年4月前知道其股权转让的事实，其在2011年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另有意见认为：应以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为界限，确认田某某2000年之后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理由是：1.实业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资料都记载田某某为公司股东；2.田某某自实业公司成立至2000年离开公司期间一直参与实业公司及房地产公司经营管理；3.即使田某某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有瑕疵，不能据此剥夺其在公司的股东资格；4.田某某2000年离开公司，再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再具有股东资格。

　　【点评】

　　股权归属争议应以是否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为主要审查标准

　　1.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的审查标准问题

　　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分期缴纳出资，实行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虽未出资，公司可以成立，没有出资仍可取得股东资格。即股东出资和股东资格可以分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又规定了公司股东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进一步明确如果符合股东资格及股权的外观形式，即使股东违反出资义务，也应确认股东资格。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同时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当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应当提供取得股权的实质性证据，证明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即通过出资、认缴出资方式或者受让方式依法原始取得或者继受取得股权。

　　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前述规定精神，公司股东取得完整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必须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出资，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工商部门登记。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仅仅发生在公司股东与股东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之外的其他民事责任时，也必须对当事人是否具有公司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强调股权取得的形式要件的意义在于对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对于公司内部关系而言，实际出资是股东对公司最重要的义务。因此，对于股东资格确认诉讼，首先应当区分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公司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然后确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在诉讼涉及股东与公司之外第三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应贯彻外观主义原则，保护外部善意第三人因合理信赖公司章程的签署、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而作出的行为效力；在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归属产生争议时，应注重股权取得的实质要件，即是否实际出资，是否持有出资证明书，是否行使并享有股东权利。

　　具体到本案，田某某主张享有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资格，房地产公司及公司现股东康某并不认可田某某的主张，本案纠纷系房地产公司内部股东因股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不涉及公司之外第三人。由于田某某主张的股权并非以受让或者其他形式继受取得，因此，应重点审查田某某是否具备享有股权的实质要件，即田某某需证明自己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

　　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实业公司设立时，该公司章程、工商登记均记载田某某为公司发起人，出资35万元。诉讼中，田某某提交证明其已经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证据，只有1995年3月20日实业公司设立之时出具的验资报告和1996年7月20日马某某加入实业公司，变更为公司股东时出具的验资报告。房地产公司及康某均否认两份验资报告的真实性，主张田某某没有实际出资。实业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万某某证明公司设立时登记的发起人股东都没有实际出资。在当事人对田某某履行出资义务的唯一实质性证据验资报告存在争议的情形下，田某某未能提交与这两份验资报告相对应的出资证明书、银行进账单、汇款单等凭证证实向实业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且也未能提交在实业公司成立后向该公司或者房地产公司补缴出资的证据。因此，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田某某向实业公司、房地产公司履行了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义务，因而田某某不具备具有房地产公司股东资格的实质性要件。

　　从当事人确认的另一事实考察，实业公司1995年设立时田某某经工商登记为公司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2000年，田某某离开房地产公司，至本案诉讼，一直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并不知情，再未实际行使和享有公司股东权利，故田某某不具备实际行使和享有股东权利的实质性要件。

　　2.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问题

　　本案一、二审期间，房地产公司、康某均主张田某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01）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中股权受到侵害时，请求法律保护的诉讼时效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认为田某某对2002年3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提出异议，但其作为股东最迟应当在当年7月中旬定期召开股东会之时知道其股权已转让的事实，或者其作为公司股东应在公司营业期限届满的2005年4月知道其股权转让的事实。其在2011年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

　　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精神，当事人可以对除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即当事人可以对上述债权请求权之外的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我们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对于当事人在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虽然在名义上被称为请求权，但实质并非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

　　就本案而言，田某某请求确认其为房地产公司股东，其请求权的实质是形成权，因此，田某某的诉讼请求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房地产公司及康某关于田某某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虽然一审法院判决结果二审予以维持，但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规定，认定田某某的起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属适用法律错误。

　　（作者单位：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