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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成本与人治成本

2000年8月31日 14:37 郝铁川博士 《法学》月刊主编 教授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在选择一定的行为方式时都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投入较少原则；第二，一举两得原则；第三，成功率较高原则。


这一从常识中提升的理论告诉我们，人是天生的经济人，他选择什么、放弃什么，都会本能地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那种完全超越现实功利、一味追求未来理想的行为在任何社会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怎么方便、便宜就怎么来。


就说人治与法治吧，自然经济社会之所以流行人治、排斥法治，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感到人治比法治省钱、省力；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之所以推崇法治、否定人治，是因为人们感到法治成本比人治成本低，既方便又安全。


在自然经济社会，尽管也有法律、法庭和法官，但由于没有电话、电报、传真等现代通讯手段，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老百姓打一场官司跋山涉水，从穷乡僻壤步行到城里，耗时费力，破财不计其数，应酬不胜其苦。相反，若是让族长、绅士等出面裁决是非，则省时省力，免受不少破财劳累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老百姓去选择法治而不选择人治呢？


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不再是聚族而居，而是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现代媒体和交通工具又能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小至零，选择统一性的法律作为交易规则，要比应付自然经济社会千姿百态的地域性风俗习惯方便；选择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要比千辛万苦地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熟人的调解迅捷；选择国家强制力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要比私力解决更省力、有利。因此，人们感到选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自然要告别人治。


一些宣传法治的人往往着眼于法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但却忽略了寻常百姓是否接受法治，并非基于什么抽象的正义、公平，而是具体的一笔账，付出是多少，收益又如何，值不值得。如果诉讼成本让人感到难以承受，那么当事人情愿私了，“不蒸包子蒸（争）口气”的人毕竟是少数。


由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个阶层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法治与人治的成本与收益对每一个人来说，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要想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法治，在所有的地区都实现法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是一段漫长的路程。电影《被告山杠爷》上映之后，有的观众在《文汇报》上提出质疑：不管山杠爷的手段如何，从客观效果来看，那个偏僻的山村被山杠爷管得井井有条，计划生育搞得好，社会治安搞得好，生产年年有进步，尊老爱幼，民风淳朴。法律不顾这样的客观事实，只抓住山杠爷让一泼妇游街、导致泼妇羞愤自尽一事，把山杠爷投进大牢，那么，法治还要不要最终以社会实践、客观效果为检验尺度？这样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在那些穷乡僻壤，究竟是法治行得通，还是人治行得通，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地方的乡镇领导总是努力让一些家资殷实，略有“泼皮”气息的人当村干部？无非是这些人办事有实力，弥补了政府执法成本不足的缺陷。还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什么一开始不惧艰辛地向司法机关“讨个说法”，但当最后村长被实施治安拘留处罚之后，秋菊却又困惑不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她要讨的“说法”。这是因为，秋菊很清楚，她得到的这一“收益”抵不过她将要付出的成本：她还要和村长一家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然而这次村长被拘留，将导致两家结成世仇，怨怨相报何时了，人间征战几时休？秋菊愿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吗？


两年前，我参观西南一个穷困地区的监狱时，问一个还算老实巴交的犯人在狱中感觉如何，他讲道：“比我在家里好多了，在这里有吃有穿，还多少能挣点钱，但在家乡吃穿难保，分文不得。我已给我弟弟写信了，让他也想办法来这里蹲几年。”听了这段话，我不由愤激地向监狱长说：与其让他在这里蹲几年，还不如让他在乡里多游几次街！

法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的产物，法治是“奢侈品”。要想实现法治，一定要让法治的成本低于人治！
论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相关问题

洪潜

一般说来，私人之间产生义务的不履行时，现代法治国家通常禁止自力救济，一方只能通过法院之手实现权利的恢复与补救。我们也知道，当行政主体与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义务不履行时，一般的作法有两种：一是行政执行，一是司法执行。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执行和司法执行这二者孰轻孰重，执行的权限如何划分，以及就此展开的某些具体问题应如何得到解决，比如说正如一个有自行强制执行力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行政机关能否再自行强制执行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的发展起步较晚，我想先从国外的基本情况着笔。就美国而言，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及司法对行政执行的高度参与，构成了美国行政执法机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英美法系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司法权大于行政权，行政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剥夺公民权利，设定公民义务的权力应该受到法院的监控。美国19世纪初建立的违宪审查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就从德国的情况看，德国是行政强制执行法律制度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德国通说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国家所专有的公权力，是一种行政当局强制公民或者其他人履行公法义务的执行行为，这种行为以行政当局主动、直接和自为地对当事人采取国家强制措施为特征。显然，行政机关无须法院或者其他专门强制执行机关的参与，可以实现其请求权，可以自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根据这项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中，申请法院执行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的主导方式。我认为这条规定其实也表明了一个原则，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的以外，其他行政行为的执行均需申请法院。因而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做法相比，我认为我国其实是站在一个折中的立场之上，折中有折中的好处，既不像德国那样行政强制权力强大到甚至可以说是肆无忌惮，也不像美国那样行政强制执行受到很严格的限制而很难真正有所作为，但是，与任何折中模式所具有的通病一样，我国的这种做法也有其弊端：比如何时由行政机关径自强制执行，何时由行政机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这一点并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国内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的制度安排，缺乏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明晰、可操作的权限划分，我认为，这点是现行立法中考虑到的。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把这一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综合起来看我认为能够反映如下三点内容：
1、 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设定，法律、法规以外的文件（包括规章）不得设立行政强制执行权；
2、 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由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对行政强制权未做规定或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实施强制执行；
3、 法律、法规把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行政机关，也赋予人民法院的，行政机关便可自行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行政法院一启动行政程序实施强制执行的，便不得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综合以上的分析以及我得出的结论，再看那个具体问题，我认为：该行政机关有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它可以自己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但根据立法的本意和精神，这两者是只能择一的，既然已经选择了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自然就意味着自己对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放弃，因而被人民法院裁定不得执行后自然就不能再自行强制执行，反过来看，假如行政机关申请后被法院裁定不得执行还能自行强制执行的话，一方面对于法制建设是个破坏，给人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的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显然是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上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的基本制度是相悖的，是毫无法律依据而站不住脚的！


拙陋之见，还请多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