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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保护

马雨法


作为“朝阳产业”的互联网，在我国的发展是迅猛的。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截止2002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数5910万，上网电脑2083万台，网站数37.1万个，CN下注册的域名数17.9万①。为适应数字技术下网络环境对著作权的挑战，我国已先后出台了若干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包括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国务院2002年1月1日修正后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在各自的适用领域内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发展而言，我国现有的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法律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如网络服务商ISP的责任确定、网页著作权保护、超链接行为的侵权认定、网络道德建设等规定不明确，或需进一步明确的地方。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前言
1999年，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北京在线”网站侵犯其著作权案，北京瑞德公司诉东方信息公司网上主页著作权纠纷，新浪诉搜狐抄袭与剽窃案，2002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移动通讯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血染的风采》著作权案，韩国Final Data有限公司诉新浪公司通过信息网终传播其享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Final Data1.0案等，形形色色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
我们知道，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具有“专有性”和“地域性”等特点，而网络文化的精神就是自由与开放，两者无疑是冲突的。那么，如何才能使知识产权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实现他的社会功能，即在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利和商业回报的前提下，社会公众能最广泛地使用人类的智力成果，实现最大可能的资源财富，而不是无尽的权利纠纷呢？
对此，国际上通说的观念为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一向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人类创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丰富社会资源，因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明确赋予了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内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面进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还规定了智力成果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如：为此创设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也正是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的需要。正如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和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应该在考虑如何有效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有效的兼顾社会的公众利益，即：有效地控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滥用，此制度又称之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
利益的平衡是需要法律保障的。我国目前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法律保护主要有四个渊源。一是WTO规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二是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后的《著作权法》第十条之（十二）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三是国务院2002年1月1日施行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四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2年10月15日施行的《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渊源在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上过去和现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个法律体系表面上相对完善，但一些具体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时在适用法律上仍然有时捉襟见肘。而且已经被披露并被媒体广泛关注的网络侵权案件，其被告主体都是较具规模的组织实体。实际生活中，还有无数被侵权人根本就无法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了也无可奈何的依托网络新技术的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都在重复进行着。如笔者就曾使用在某不知名网站上免费下载的最新版本Real Play观看好莱坞同步大片。所以，已经披露的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实为网络侵权冰山之一角。究其原因，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但现有法律规范在体例、内容等方面的不足，以及网络道德建设的匮乏也是重要的因素。
二、问题
1、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网络侵权案中，其直接侵权主体往往是大量的个人用户。而通常由于网络用户，留下的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姓名、单位，均属虚构，即使真实，也不一定就是侵权人，因为上网需要帐号，而帐号是可以互借共用的，并且他人也可能盗窃上网帐号从事非法的侵权活动②。可以说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电话的拨号上网者，其IP地址实际上是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导致了网上的实际版权侵权者通常很难被发现③。因为依据诉讼法理论，只有存在足够的侵权证据，才能够认定侵权者的法律责任。而与网络用户相对应，网络公司这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由于行业的特性，其IP地址是不可能随时变化的。于是，被侵权的版权人、版权管理组织纷纷将矛盾指向了网络服务提供商，追究其为他人提供侵权便利的责任，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是通过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而获利者。
关于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被法律责任及相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2日《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已经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本文不再赘述。但该司法解释关于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规定却较为笼统，仅在第4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笔者注：共同侵权）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实践中，根据从事服务的性质不同，一般网络服务提供者至少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是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联通、电信公司对互联网的连线接入服务等。其次是为互联网用户提供在线信息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电子公告栏、聊天室、电子邮件等。第三是提供中介和信息载体及其相关的网络内容服务者。三者的服务范围和方式不同，因而各自的责任也应分别予以明确。首先，仅仅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只是实现用户进入互联网的可能，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过错法律责任。而在线服务的提供者，主要通过提供服务器的方式为网民服务，如联众（Our Game）等。其本身对网民上线到服务器的内容或者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也并不控制或管理传输的信息，因此，对于通过其服务器实施的侵权行为，在线服务的提供者只在明知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如在权利人发生了有效的侵权通知、裁判裁定以使服务者知悉的版权声明时，仍然为侵权行为人提供继续使用其服务器的便利。也即服务商故意使自己处于侵权者的工具或帮凶地位，并从中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时才应与侵权行为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如在BBS上随意转发他人原创的帖子，权利人向服务商表明后，服务商因为利益需要（提高点击率）而允许侵权人利用其服务器继续侵权行为的情况。至于其他主要发挥传播中介和信息载体作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络公司等，由于客户下载了软件后利用软件与干什么服务商无法控制，其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不具备监督用户行为的能力，所以对用户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不应承担责任。但服务商在主观上对侵权行为有足够的了解程度，或已达到了辅助侵权的水平者除外。如美国著名的Napster案，Napster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Music Share”的软件，该软件利用P2P技术为用户提供MP3格式文件交换服务。任何人下载该软件后，即可登陆Napster公司网站并免费注册为其用户，用户之间在网站内可以相互交流MP3格式的文件，即上传和下载MP3文件时无须向对方用户或版权人等支付任何对价，实际资源免费共享。所以Napster公司尽管不是MP3侵权文件的提供者，但它自始至终都处在一种参与终端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的地位（具有在登陆其网站并在线时共享）构成协助侵权，最终被判令承担侵权责任④。同样性质的Grokster公司和Stream Cast公司案，由于两者未提供相应方便侵权的服务平台，不构成协助侵权，最终被判定不承担侵权责任⑤。综上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三种类型中只有为用户提供服务器的服务商在明知侵权行为存在时的不作为才承担侵权责任，其他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当然，如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教唆、积极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除外。
2、网页著作权的保护。笔者在网上冲浪时有这样一个习惯，即除了几个熟悉的知名网站外，对于初次浏览的网站，决定是否继续冲浪的首要因素是他的网页设计能否给笔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所以虽然网页在设计时有模式化限制的趋同性，但精心构思的网页总有设计者付出劳动凝聚的独特性。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词牌，如念奴娇、如梦令等。虽然写作已被限制了格式和篇幅，但作者自有其在内容，意境上驰骋的广阔空间。同为卜算子，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和陆游的“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便大有不同的境界。所以网页符合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的规定，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这里面涉及两个内容，一是网页中具有原创性的文字、图象、动漫、FLASH以及音乐内容，二是网页的整体版式。许多人可能对第一部分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无争议，但对整体版式的保护有不同看法。但笔者以为，一个网站网页的整体版式是最能给初次浏览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它直接体现了网站设立者的独特风格，有时甚至可以寓意网站的运作理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网页整体模式本身即是一个作品，或者至少作为汇编作品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3、对超链接行为的侵权认定。当笔者在某一网站浏览尽兴后，想访问其他网站时，只要持鼠标轻点链接，浏览器显示页马上就会转换到想要访问的网站上，极大地方便了笔者对网络的使用。同样，一些门户网站（如SINA、SOHU等）提供的搜索引擎（属于ISP范畴）⑥，专门的搜索引擎网站如Google、奇摩等，在搜索结果指向所需信息网站的“路标”后，点击即可连接到所在网站的服务形式，也是一种链接行为。因此，一般而言链接的作用仅是连接用户（信宿）与作品（信源）的中介（信道），是一种信息定位工具，所以一般不存在侵犯著作权的风险。但在实践中存在一种超链接行为，即通过内链技术，或纵深链技术，使设链与被设施网站的页面内容结合，或不经过链接网站主页而直接利用其分页内容。这种超链接行为或者使用户难以辨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或者是利用被链网站优良商誉，但无论如何都会涉嫌侵犯被链接者主页或分页作品的著作权，也因可能产生的误认，造成被链接者应有市场的不能拓展，损害其经济利益。所以，超链接行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侵权行为，应纳入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4、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几个问题。国务院新颁布《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出台后，业界人士对其第24条第1项关于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软件构成侵权的规定讨论很多，认为该规定将侵权延伸到最终用户，定位在“第三台阶”。这与我国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现实发展水平完全脱节，不利于我国的计算机网络的使用，不利于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不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⑦。所以为2002年10月通过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颁布后其第21条“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第47条第1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4条第1项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赢得了许多赞赏，这是顺应民意符合国情的重要举措，十分可喜⑧。对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商业使用范围的解释，笔者也是赞同的。因为笔者也经常从一些网站下载软件供个人使用，而从不知道该网站是否经过著作权的许可（有时笔者想知道也无能为力）。但毕竟国务院《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是现行生效的行政法规，而且2001年10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作为法律渊源也未在条文中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规定一个“非商业目的的使用”的一般条款，所以在审理此类案件纠纷适用法律时总让人感觉有所遗憾。类似的问题还有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管辖等。2002年10月13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因侵犯著作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著作权法第46条、第47条所规定侵权行为的实施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而根据该解释第1条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很显然司法解释中的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者查封扣押地与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规定相去甚远。比如扣押地就是司法或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凭主观意志确定的，与侵权行为地明显不同。另外，《著作权法》已于2001年10月27日修正，2000年11月22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未及时跟进，如解释第9条诸款中关于“适用著作权法第45、46条第某项的规定”修正后的《著作权法》45条已根本不存在款与项。笔者以为，从技术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显然更具有客观性和及时性，更符合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阶段。但如果司法解释与国务院行政法规等之间的冲突不及时调整的话，极易造成国民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人大立法、国务院行政法规之间的效力误解，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
三、思考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日益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传播方式，但由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太快，使得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灰色地带。“网络环境下如何保护著作权也是其中之一”⑨。目前，国际社会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但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和技术手段外，网络道德的建设也同样重要。实践中，可以网络立法为主，技术保护和道德制约作为必要的补充。
1、网络立法
（1）国际网络立法现状。当技术发展到网络时代，运行了几百年的版权制度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TRIPS协议并未解决新技术带来的许多具体问题，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两个被新闻界称之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 Copyright Treaty）》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WIPO Performance and Phonograms Treaty）》。在此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很多国家均通过修改国内法的形式，分别针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及相关权保护作出了不同的立法选择，以顺应两个版权条约的要求，如美国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CDMA)，法国《信息与通讯服务规范法》等。其中像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关于ISP如果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未主动传输、挑选编辑受指控侵权信息及暂存这些信息，未超限定时间的情况下，不因其系统传输或者机器自动复制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协助侵权责任或者代理侵权责任的规定，和只要ISP遵循了预先确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可以以此条款抗辩侵权指控的“安全港”条款(Saft harbor)等，都对我国的网络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我国网络立法的方向与原则。众所周知，国际互联网建立的宗旨在于“全球资源共享”。不仅包括计算机软、硬件资源的共享，也包括计算机中数据资源的共享。而知识的使用价值又可以被无限制分享而无损毫发，因此，只有共享知识才能充分发挥知识潜在的价值。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因此，从社会共同进步、缩小国家间、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创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其潜能的环境来看，知识共享是应该提倡的。知识共享极端化表现则为网络盗窃行为的泛滥、计算机“黑客”等等。相反，从知识的生产来看，知识生产需要创造性的发挥和投入。一些大的知识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往往是惊人的，知识生产者有权利要求占有其知识产品的所有权，通过知识产品的销售，补偿其投入并赚取利润。从知识的传播来看，它需要大量的软硬件产品的支持，这些网络产品的生产也都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必须得到必要的回报，而要得到回报就要通过限制知识作品在网络上的任意传播。所以应该本着兼顾各方面权利的原则，找到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平衡点来立法。一方面保护网上的权利，另一方面使网络健康地发展。保护和发展兼顾平衡其实是试图在作者、传播者、网络提供者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又要“限制权利人的权利”；既要讲网络用户的自由，又不能允许以信息共享为借口侵犯版权。在数字化、网络化的世界里。要作到一方面保护作者的权利，另一方面促进网络的发展，对个人和公众的利用必须做一些例外的规定。在版权法里，例外的规定分两类：一种叫合理使用，指“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许可”⑩，即当作公有财富用。另一种叫非自愿许可，不经版权人的许可就使用，但是要付钱。这两种都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让作者作出让步。作这种规定有三个指标，第一必须是特殊情况，是例外；第二不能使作品的正常利用受阻；第三不得不合理地侵犯作品的其他权利。在网络上，平衡作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时，不能没有这三个指标。值得强调的是，现在中国网络上的主要矛盾，不是作者的权利用的太滥，而是作者的权利在网上受到侵害太多，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提高对作者的保护，很多作者的意识还很薄弱。在平衡两者的关系时，不正视国情，就很可能做不到公正。
（3）充分认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问题。数字化信息利用互联网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和使用，国家和地区的界限在网络中逐渐淡化，这对法学界长期认同的知识产权时间性、地域性特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各国对信息产品的保护标准、保护水平差异很大。这种法律冲突会导致网上侵权行为、执法主体等的难以确定，同时势必会阻碍成果的传播和使用，挫伤网络信息资源开发者的积极性。由此可见，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终要突破一国或几国立法的地域限制，保护标准也将逐渐趋于国际化的统一。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对长远的过程，应该说国内立法还是当前网络法律渊源的主流，只是在立法时除立足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外，重视和加强对国际相关立法的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4）一部独立的网络法律，还可以改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等之间不相协调的地方，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时不再存在取舍的矛盾。
2、技术保障
除了法律手段外，使用技术手段也是得力措施，它将促使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技术保护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利用加密、防火墙等计算机安全技术来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保护，防止被非法访问和套录； （2）通过入网控制、身份鉴别等，加强客户端对资料访问的管理；（3）可采用防病毒技术，通过在服务器上装载防毒模块，在计算机上安装防毒程序、在网络接口安装防毒芯片以及使用杀毒软件等，对网络进行病毒检测和病毒消除；（4）可采用信息的访问控制技术来保护网络的知识产权。访问控制技术中最常用的就是“口令”和“身份验证”。（5）还可以通过对用户赋予不同的权限，来控制其访问不同的信息资源，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和对知识产权的盗用。
采用技术手段虽然可以较为有效地保护开发者的利益，但也给开发工作增加了负担，同时也给用户使用带来不便。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技术保护措施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尤其是计算机网络化的发展，使得诸如美国白宫及五角大楼等等一些机构的绝密数据库，频繁地成为“电脑迷”们一试身手的对象。因此，技术只是相对可靠的保证，笔者以为，网络立法中的一般条款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
3、网络道德建设
在网络这个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空间里，网络侵权行为大量而重复地进行着，显然法律应对和技术应对难以完全有效的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可以认为，网络社会整体道德规范失范也是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不断的一个内在原因。杜尔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众所周知，传统社会由于交往面狭窄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对象大都是熟识的人（朋友、亲戚、邻里、同事等）。依靠熟人的监督，慑于道德法律手段（社会舆论、利益机制、法制制裁）的强大力量，传统道德得到相对较好的维护。在这一“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意识较为强烈，道德行为也相对严谨。然而，由于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是做给他人特别是可能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看”的，所以一旦进入“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领域，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感情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由于国际互联网的特点，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法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却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空间”。一方面，因特网是一种离散结构，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或地区界限。网络连接而广泛，传输速度快，搜集、处理信息效率高，人们的活动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大大缩小，因而现实社会中那种分地域设卡、设点管辖、控制的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例如，在网络上对用户调阅、接受或发布、传播文字、声音和图像信息就并不容易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形象、图象、文字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作为身份在活动，彼此不再熟悉，而且网上交友可以“匿名”进行，因而很难对网络公民的行为加以确认、监管，网络道德只能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这样“网民”是否遵从道德规范，也不易察觉和监督，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正是上述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差异，形成了目前网络社会中的道德失范，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来约束自己。这对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上的传统的道德规范形成巨大的冲突，使之约束力明显下降。
目前，国外对网络道德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视，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并开始出现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会。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伦理的年会。美国乔治亚州律师协会计算机法律部就设有网络伦理委员会。这些机构不仅为其成员制定了应该遵守的计算机和电子网络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还针对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组织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如1995年11月18日，在加利福利亚大学柏克利分校举行了国际互联网伦理学讨论会，会议组织者认为：一个用户在网上“能够”（can）采取一种特殊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应该”(should)采取那样的行为。在对网络道德研究的基础上，国外一些计算机和网络组织为其用户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网络行为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规则和协议中，比较著名的是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为计算机伦理学所制定的十条戒律，具体内容是：（1）你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6）你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软件……（8）你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再如，美国计算机协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反观我国，法律界对此的思考、研究少而又少，与我国网络发展速度极不相称。
当然，我们在提出自己的网络道德规范研究时，也应注意到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新事物，它正在建设过程中；网络道德是一个新事物，它的建设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适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能被广大网民普遍接受的网络道德规范，从而建立有序的网络秩序。
4、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专业管理人才
搞好网络管理，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专业管理人才的队伍，这是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关键。网络管理人才不但具备高学历、懂法律，还应对知识产权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比较精通，同时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拥有这样一支专家型、律师型、网络管理型复合型人才队伍，是执行网络知识产权法规，有效保护外网上知识产权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四、结语
1999年联合国新闻工作委员会将互联网确定为第四媒体，可以作为传统三大媒体一样的载体，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国建立和完善互联网法律与道德体系，平衡业者、知识产权人、第三台阶广大用户之间的利益关系，规范国内相对混乱的网络秩序，以有利于互联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学家们责任在肩。


论罪刑法定原则

程慧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起源于著名的英国大宪章，而法国刑法典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渊源。最后指出了现阶段我国适用该原则需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今后有关人员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取舍与完善的问题上有更多新颖合理观点的提出。
[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 基本内容 人权 刑法权
我国于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3 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罚”，这就是我国刑法所确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十分丰富与精深，它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在于三大原则:
1.启蒙自由主义。洛克认为，人们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根据自然法他们享有人生自由权和财产权，同时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但每个人的这种权利会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他们享有的各种权利，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
2.三权分立说。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应该分立开来，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扰。三权分立，使法官成为机械的适用法律的工具，从而限制了法官解释法律。这样既保障了人权自由，同时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心理强制说。近代刑法学大师费尔巴哈认为，所有违法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动机形成源，它驱使人们违背法律，因此应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线——道德教育;第二防线——求助于心理强制，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也称罪刑法定主义）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刑法学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不断向前发展，经历了从不实行到相对实行，由相对实行到绝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日益紧随时代的进步而演绎出新的含义，目前，主要说来，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确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须条文规范明确。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的明确规定刑罚法规，以预先告之人们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的行为。
（二）刑罚适当性
刑法适当性，又称作适当处罚性，即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该被认为适当，这是针对法规内容而言的。刑法规定的适当，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刑罚规定的犯罪，应顺合以行为时确实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的刑法为前提。
（三）禁止适用事后法
禁止适用事后法即不允许在法律规范施行后对法规施行前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又称为“刑法无溯及效力”。法无溯及既往效力，从而符合了“不知者无罪”这一俗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所遵守，但随着刑法的不断完善，其溯及力的确定多为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刑法的权威与统一性，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
类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事项，比照刑法中最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类推解释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解释”进去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在禁止类推适用的范畴内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即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重大进步。
（五）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会使法官只根据法条而不顾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相应的刑罚，不利于刑罚的正确适用。若刑法中存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长短的权利完全由行刑机关掌握，这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因而从根本上应确立相对不定刑期，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其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从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六）排斥习惯法的适用
刑罚仅仅只能依据成文法规，刑罚的根据只在于成文法，而不依据习惯，道德，风俗，民间法来决定。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当然结论。
三、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理论依据
（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 法治是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在历史与现实中, 没有无民主的法治, 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应当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权的国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记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刑法的过程, 就是实现人民群众意志的过程，那么对于何为犯罪及如何处置犯罪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保证人民意志的实施贯彻，那么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对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释。
（二）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人权的要求
行为人只有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时才应受处罚, 并且只能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处罚的实质是注重平等地保护人权。为了保障人权, 既不致阻碍公民的行为自由, 又不致使公民产生不安感, 就要使公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因此, 刑法中应对什么是犯罪, 对犯罪应处以何种程度的刑罚必须事前作出明文规定。
（三）保障社会的安宁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使公民对于什么是犯罪，如何处置犯罪都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继而保障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对犯罪及罪犯的远离排斥，使得人们及整个社会实现长治久安有了国家强制力为保证。所以，公民要求有安宁的生活,就得遵守国家事先指定的各种行为规则, 依据行为规则生活既是公民的期待, 又是使社会安宁的必备原则。
四、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与取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进一步增强，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会呼唤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条中庄严宣告了这一基本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一条有着中国特色的刑法规则。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积极侧面，就是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要严格地适用刑罚权加以惩罚,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其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 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强调的是刑法惩罚犯罪的积极扩张的机能。第二个方面是消极侧面，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精神都是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以保障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适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这是第二位的。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导向是体现着政治国家的“社会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价值理念兼顾。这是由我国的民主与法治逻辑和理论前提决定的——我国的法律包括刑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的。
从上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内涵来分析, 刑事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具有下列价值取向: 第一, 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限制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法不禁止皆自由”是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积极倡导的理念。第二,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是相互沟通与调剂的。刑法谦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现有的条条框框内，这就需要刑法具有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从而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处罚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据, 禁止处罚不正当和无必要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就相对化而言, 就是实现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结合。
五、罪刑法定的一些具体应用
现今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亚道德”现象。社会学上所谓的“亚道德”（又称“次道德”），是一种处于道德与不道德间的“道德”，是指违法者在实施不法行为中遵守“职业道德”，尽量给社会和他人减少损失。这里就用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一下这种“亚道德”行为的法律性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规定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其背后蕴涵的的法律价值是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进而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根据犯罪构成理念，当某种行为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且不存在阻却罪名成立的法定事由，理应依法定罪处罚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现在，以某领导为了扶贫而受贿为例来分析一下。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刑法对受贿罪的界定看，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受贿罪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主观上具有接受贿赂的意图。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无论是为了扶贫还是为了更高尚的理由而受贿，只要符合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理应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是刑法内在地排斥习惯法和刑法之外的道德标准的适用；“亚道德”作为法律之外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代替僭越行为的刑法评价。因此，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即便是动机高尚的犯罪行为这种“亚道德”行为，只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成立犯罪。
六、我国刑法有关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问题
第一，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它的全部内容。” 我国刑法典第3 条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表述,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这样在价值取向上,正确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而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则是第二位的。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然的价值取向,有悖于世界各国对这一原则表述方式的惯例。
第二,刑法典第3 条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协调的局面。“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这就表明立法者要求对于触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一律得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而不得考虑到其他情况加以例外。即,行为符合刑法的规定是对行为人定罪处刑的充分条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即法律规定犯罪只是处罚行为的必要条件。刑事法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出现不衔接的地方,破坏了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第三,我国刑法第3 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备内容——“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却不能从我国刑法典第3 条中找到，所以立法者应重视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在刑法规范中使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完整而连贯。
第四,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表述罪刑法定原则,除了在价值取向上存有问题,也违背了立法的简约性原则。刑法典毕竟不同于刑法教科书,讲求规范的有限度性和简明性。
另外，在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对刑法与刑罚的适用也有许多与罪刑法定原则想背离或冲突的地方。我认为，解决这一矛盾，应在不断完善刑法立法的基础上，注意以下两点：(1)“两高”的司法解释应加强统一规范,不应因利益的冲突而导致法律解释的不一;更重要的是对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作出符合立法精神的解释。(2) 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情节严重”、“其他方法”等刑法规定,赋予了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出入人罪往往在罪与非罪界线模糊时发生。因此须慎用这一自由裁量权, 依法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