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公司集团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由ICC国际仲裁院创立，目的在于实现仲裁协议效力对非签字方的扩张。“公司集团理论”对于传统的仲裁第三人理论的突破似乎在于其授权仲裁庭在非签字方已实质性参与合同订立或履行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非签字方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不过这与广为接受的仲裁法基本原则存在明显的冲突，实践中也引发诸多质疑。本文尝试分析公司集团理论的起源与实质，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在国际仲裁中易受公司集团理论影响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提出风险防范的建议。
关键词：公司集团；仲裁协议效力扩张；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商人习惯法。
“公司集团理论”的由来
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中的“公司集团理论”(The Group of Companies Doctrine) 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它一般是指：几个关联公司构成公司集团, 该公司集团中的某个成员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了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 而其他成员虽然未签署该合同, 但基于某些原因以某种方式实质性地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或终止,从而在这些成员公司间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 这些行为和事实表明非签字方成员公司默示同意了受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 从而使同一公司集团内一成员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作为非签字方的其他成员公司也同样适用。 很显然, 适用“公司集团理论”的目的在于实现仲裁协议效力对非签字方的扩张。
实践中，“公司集团理论”可能在以下情况中被涉及：1. 某公司（或自然人）拥有或控制若干子公司（甚至孙公司），该公司与合同相对方签订有仲裁协议。那么这些子公司是否可在上述仲裁协议下单独（或与母公司共同）申请仲裁或被申请仲裁？2. 仲裁协议由子公司签订，那么合同相对方能否在仲裁程序中将母公司列为被申请人或共同被申请人？或者母公司能否直接以申请人身份启动仲裁程序？3. 某公司与合同相对方签订有仲裁协议，那么与其同属一个集团的其它姊妹公司能否加入到仲裁程序中来？
“公司集团理论”是国际商会仲裁院( The ICC Court of Arbitration)在著名的“Dow Chemical v. Isover Saint Gobain案” (以下简称“Dow Chemical案”) 中首次提出的。该案中，美国Dow Chemical公司在法国和瑞士分别设有子公司, 法国Isover Saint Gobain公司与Dow Chemical的瑞士子公司签订了包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纠纷发生后, 除签订仲裁协议的Dow Chemical瑞士子公司申请仲裁外, 作为母公司的Dow Chemical公司以及Dow Chemical的法国子公司也一同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出了仲裁请求。被申请人提出抗辩，认为美国Dow Chemical公司及其法国子公司并不具备仲裁当事人资格, 因为两公司不是仲裁协议的签字方。
该案仲裁庭面临的问题是：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可以约束同一集团内部虽然没有签字，但已参与该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其它公司？仲裁庭考虑了母公司在该合同履行中的角色、各方的真实意图、以及母公司对于可能的争议的关注。最终，仲裁庭认为其对包括Dow Chemical公司及其瑞士子公司、法国子公司在内的所有当事人均有管辖权。理由是, 本案中作为母公司的Dow Chemical公司拥有并实施了对其子公司的绝对控制，并且参与了涉案合同的履行。Dow Chemical公司实际上处于公司集团内合同关系的中心，而法国子公司也实质性的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及解除，从而也在事实上成为合同及仲裁条款的当事人。
在“Dow Chemical案”仲裁庭看来，Dow Chemical公司及其子公司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a group of companies constitute one and the same economic reality)，这种情形下该公司集团一成员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也约束同一集团的其他非签字方成员。值得注意的是，“Dow Chemical案”仲裁庭并没有摒弃对当事人合意的要求，相反，仲裁庭承认双方的合意是仲裁的前提，同时认为“公司集团理论”的适用符合双方的合意。
从“Dow Chemical案”仲裁庭的表述来看，仲裁协议签字方与非签字方属于同一公司集团、具有关联关系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公司集团内某一成员方所签仲裁协议的效力当然地向非签字方成员扩张, “公司集团理论”之所以得以适用, 更为重要的事实在于同一公司集团内的仲裁协议非签字方成员实质性地地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或终止，而且这种实质性参与合同的行为足已表明非签字方成员已默示同意接受合同所含仲裁条款的约束。
“公司集团理论”的实质
根据传统的仲裁法理论，仲裁庭的管辖权来自且仅来自于仲裁协议，而仲裁协议仅在当事方之间有效。非经其同意，未签署仲裁协议的第三方不受其约束(Parties can only be bound to an arbitration clause if they intended to be bound)。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eelworkers v. Warrior & Gulf Navigation Co.一案中指出：“仲裁乃是一种合同行为，非经其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要求将争议提交仲裁 (arbitration is a matter of contract and a party cannot be required to submit to arbitration any dispute which he has not agreed so to submit)。”在我国，仲裁法要求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仲裁协议，且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因此在中国仲裁法下，不存在当事人被推定默示接受仲裁协议的可能。
在美国，当缺少仲裁协议时，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判断其是否已默示同意受仲裁协议（to deduce from the conduct of the parties the presence of implied consent）。一般情况下，只有实质性的参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substantial involvement in the negotiation or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才会被认定为构成对仲裁协议的默示接受。在美国，合意原则只存在以下几种例外情形：１. 合同并入(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即一个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被并入到另一个不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中；2. 假定(assumption)，即如果一方当事人已通过其行为表明其愿意仲裁的意图，而且另一方当事人已对其行为产生依赖，则该当事人必须接受仲裁方式；3. 代理(agency)，即被代理人应受代理人签署的仲裁协议的约束；4. 刺破公司面纱(veil piercing)，即在特定情况下可令作为非签字方的母公司直接受仲裁协议约束；5. 衡平法上的禁止反言(Equitable Estoppel)，此情形针对的是从合同中获利但却企图以合同相对性为由免除责任的非签字方。不少学者将“公司集团理论”视为在上述5种例外情形之外的一种新的例外情形。
在笔者看来，如果“公司集团理论”对于传统的仲裁第三人理论有所突破的话，其意义必定在于其授权仲裁庭在非签字方已实质性参与合同订立或履行的情况下直接认定非签字方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相反，如果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仲裁庭仍必须在个案基础上对当事人的合意作深入分析和评估，以便得出当事人已默示同意接受仲裁条款的结论，则所谓“公司集团理论”又有何存在的必要呢？
然而，从“公司集团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仲裁庭明确提出“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合同即等同于默示接受合同仲裁条款”的观点。可见，主流观点仍然承认非签字方实质性参与合同的事实并不直接等于非签字方默示同意接受合同仲裁条款约束，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仍取决于所有当事人特别是非签字方的同意。既然如此，不能不令人对“公司集团理论”本身产生质疑。
对“公司集团理论”的质疑
“公司集团理论”出现在法国并非是偶然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的仲裁庭和法院就认为国际商事仲裁条款不仅独立于主合同还独立于一国国内法律体系, 仲裁条款的法律适用仅受国际公共政策(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的限制, 在此限制下仲裁条款仅适用国际贸易惯例和当事人协议。 在前述“Dow Chemical案”中，仲裁庭认为，由于当事人没有明示选择仲裁条款的准据法, 仲裁庭因此没有必要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赋予仲裁庭本身有权决定就仲裁条款适用国际贸易惯例或国际商会先例, 包括“公司集团理论”。
仲裁庭的上述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议。首先，仲裁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为何可以不适用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仲裁协议的独立性原则已被各国广为接受，但从逻辑上讲，基于仲裁协议的独立性，我们只能得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可以不同于合同准据法”的结论，而无法得出“仲裁条款不适用任何国家法律”的结论。在英国，如果主合同中包含明确的法律选择(Choice of law)，但仲裁协议本身未包含单独的法律选择，则一般推定适用于主合同的法律同时适用于仲裁协议。这一原则在2002年的Sonatrach Petroleum Corporation (BVI) v. Ferrell International Ltd. 一案中得到英国法院的重申。在另外一些国家，法院或仲裁庭则将仲裁所在地的法律作为适用于仲裁协议的适当法律。如在比利时Matermaco v. PPM Cranes 案中，仲裁地比利时的法律被适用于可仲裁性问题，尽管当事人选择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法律适用于基础合同。 而在中国，根据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
其次，从措辞上看，国际商会仲裁现行规则只允许仲裁庭就争议的实体问题适用相关的国际贸易惯例 ，而并未涉及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仲裁协议的适用但选择适用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时, 该规则并未授权仲裁庭可以放弃传统对冲突规则的援引而直接适用其所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 包括适用含国际贸易惯例在内的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 来处理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问题。
第三， “公司集团理论”构成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吗？笔者认为，目前“公司集团理论”尚在发展, 多数国家也并未对其明确承认, 这种情况下就断定“公司集团理论”已构成商人习惯法( lex mercatoria)或者国际贸易惯例未免为时尚早。实际上，“公司集团理论”远没有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即使在其诞生地法国，有证据表明法国法院似乎也在修正他们长期以来的做法。例如, 在“SNCFT v. Voith案”中, 巴黎上诉法院通过强调仲裁条款非签字方同意受该仲裁条款约束的事实而非依据“公司集团理论”最终确定仲裁协议对非签字方的效力。 而仲裁大国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质疑并拒绝承认“公司集团理论”的。在Peterson Farms Inc v. C&M Farming Ltd案 中，Langley J法官明确反对该案中ICC仲裁庭将“公司集团理论”确定为仲裁协议“准据法”的做法，并且认为英国法才是合同及仲裁条款的准据法，而英国法中并不存在所谓“公司集团理论”。因此仲裁庭对C&M公司集团的其他非签字方成员不具有管辖权, 不能就其损失赔偿进行仲裁。
公司集团理论与中国公司法律风险防范
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已不再是外国企业的专利。尤其是最近十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以笔者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某国有进出口企业集团来说，就经常发生在进口业务中将信用证的开立交给集团内另一姊妹公司办理，而在出口业务中又将货物的交付交由集团内另一姊妹公司履行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非签字方的姊妹公司，甚至是集团总公司会不会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卷入到一场仲裁程序中？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应该如何防范“公司集团理论”带来的风险呢？
首先，对于那些意图避免“公司集团理论”适用的当事人而言，最好的方法最莫过于在订立仲裁协议之初即明确约定针对仲裁协议本身的法律适用。在当事人已就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即使是ICC仲裁庭，也不可能无视这一约定，而去像Dow Chemical 一案中那样去“探寻当事人在仲裁条款的存在及其效力问题上的共同意思”。当然，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协议的适用法时，应避免美国、法国、巴西、土耳其等少数几个接受或者曾经尝试接受“公司集团理论”的国家。
其次，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未明确约定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大多数情况下会是这样），则应考虑避免或谨慎选择ICC国际商会仲裁。
另外，在选择仲裁地点（会影响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时，也应考虑避免或谨慎选择美国、法国、巴西、土耳其等国家。
作者： 蔡滢炜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海事海商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莱索托王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莱索托王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莱索托王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莱索托王国(以下简称“缔约国”)，为通过缔结引渡条约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进行更有效的合作，并确认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法律和司法制度，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缔约国同意根据本条约和各自国内法的规定，应另一缔约国的请求，将被通缉的人员引渡至另一缔约国，以便在请求国内就可引渡的犯罪进行刑事追诉、判处或者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为本条约之目的，如果某项行为依据缔约国双方的法律均构成犯罪，且该犯罪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剥夺自由刑或者更重刑罚，应当准予引渡。
二、如果引渡请求系针对请求国法院就可引渡的犯罪判处刑罚的人员，只要该判决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有六个月，应当准予为执行该刑罚而引渡。
三、为本条的目的，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为违反被请求国法律的犯罪时，不应当考虑缔约国双方的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是否使用同一罪名或者是否规定了相同的犯罪构成要素。
四、不论请求国引渡请求所基于的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否发生在其拥有管辖权的领域内，该犯罪均可予以引渡。如果这一行为发生在请求国领域外，请求国应当提供确立其管辖权的法律规定。
五、如果引渡请求系针对违反有关赋税、关税、外汇管制或者其他税务事项的法律的犯罪，被请求国不得以其法律没有规定同类的赋税或者关税，或者没有规定与请求国法律同样的赋税、关税或者外汇管制条款为理由拒绝引渡。
六、在符合如下条件时，可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就有关犯罪准予引渡：
(一)在犯罪行为发生时，该行为在请求国构成犯罪；并且
(二)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指控的行为假如发生在被请求国，构成违反被请求国法律的犯罪。
七、如果引渡请求涉及数项犯罪，每项犯罪根据缔约国双方的法律均应当予以惩处，但其中有些犯罪不符合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条件，只要该人将基于至少一项可引渡犯罪而被引渡，被请求国可就该数项犯罪准予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国认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为本款的目的，对于向莱索托王国提出的请求，下列行为不构成政治犯罪或政治性质的犯罪：
1.针对请求国的或者被请求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或者针对其家庭成员的谋杀或其他暴力罪行；
2.构成缔约国双方均为缔约国且有义务引渡或起诉的多边协定中所提及的犯罪行为；
3.谋杀；
4.致人重伤；
5.性侵犯；
6.绑架、诱拐、劫持或敲诈；
7.放置或者使用、或者威胁放置或者使用、或者持有爆炸性、易燃性或者破坏性的、足以危及生命或者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或者导致对财产重大损害的装置或者枪械；
8.意图或者共谋上述犯罪，参与上述犯罪，协助、唆使、诱导或者介绍实施上述犯罪，或者胁从实施上述犯罪。
(二)被请求国有充分理由相信，提出引渡请求的目的是基于某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族裔、政治见解、性别或者身份的原因对其进行刑事追诉或者惩处，或者该人的地位会因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三)根据请求国的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因时效已过或者赦免而免于刑事追诉或者惩处；
(四)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仅构成军事犯罪，而非普通刑事犯罪；或者
(五)被请求引渡人已就引渡请求针对的同一犯罪被宣告无罪，或者被定罪，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受到追诉。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国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有管辖权，并且正在或者将要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刑事诉讼；
(二)在例外情况下，并顾及到罪行的严重性和请求国的利益，被请求国认为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个人状况，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考虑；
(三)被请求引渡人已就引渡请求针对的同一犯罪被第三国宣告无罪，或者被定罪，以及在被定罪情况下，所处刑罚已经执行完毕或者不再予执行。
第五条 国 籍
一、缔约国应当有权拒绝引渡其本国国民。
二、如果仅仅因为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而拒绝引渡，被请求国应当根据请求国的请求将此案提交其主管机关予以追诉，并在六个月内将进展情况通知请求国。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一、引渡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并通过外交途径：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向外交部提出；
(二)在莱索托王国方面，向外交部提出。
二、临时羁押的请求应当按本条第一款规定进行联系，或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以及缔约国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进行联系。
第七条 应当提交的文件
一、引渡请求应当辅以下列文件：
(一)在为追诉、判处或者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该人的情况下：
1.请求机关的名称；
2.有助于确认和查找被请求引渡人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其姓名、年龄、性别、国籍、职业和所在地；
3.主管机关所作说明，该说明应当概述构成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的行为，指出犯罪发生的地点和日期，并提供有关定罪量刑的法律条文的说明或者复印件，此项说明还应当指明所提供的法律条文在犯罪实施时和提出引渡请求时均有效；
4.如果犯罪发生在请求国领域外，有关确立对该犯罪刑事管辖权的法律条文的复印件；以及
5.有关所涉及犯罪追诉时效的相关法律条文的复印件。
(二)在为追诉一项犯罪而请求引渡该人的情况下：
1.请求国主管机关签发的逮捕证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的原件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
2.如果有刑事起诉书、控告书或者其他指控文件，提供其副本；以及
3.负责追诉该案的主管机关签发的文件，其中包括现有证据摘要以及根据请求国法律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有理由起诉该人的说明。
(三)在被请求引渡人已被定罪的情况下：
1.主管机关对该人被定罪的行为的说明和经证明无误的对该人定罪以及，如果已判刑，对该人判刑的文件副本；以及
2.如果部分刑期已执行，主管机关对未执行刑期的具体说明。
第八条 语 言
根据本条约提交的所有文件应当以被请求国的一种官方文字写成，或者附有经证明无误的该国一种官方文字的译文。
第九条 辅助文件的认证
如果被请求国的法律要求认证，有关文件应当经下列人员认证，文件的签署人及其身份或者职衔应当予以注明：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由外交部正式指定的负责认证文件的人员；
(二)在莱索托王国方面，由法律和宪法事务部正式指定的负责认证文件的人员。
第十条 补充资料
如果被请求国认为，为支持引渡请求而提供的资料不充分，可以要求在三十天内提供补充资料。如果请求国提出合理请求，这一期限可以延长十五天。如果请求国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补充资料，可以被视为放弃请求。但这不妨碍请求国就同一犯罪重新提出引渡请求。
第十一条 同 意
在符合其法律的情况下，被请求国可将同意被引渡的被请求引渡人引渡给请求国。
第十二条 临时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请求国的主管机关可以通过任何能留下书面记录的方式申请临时羁押被请求引渡人。
二、临时羁押的申请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有助于确认和查找被请求引渡人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其姓名、年龄、性别、国籍、职业和所在地；
(三)关于随后将提出引渡请求的说明；
(四)对有关犯罪和可适用刑罚的说明，并附有包括犯罪日期、地点的案情简要介绍；
(五)证明确有可适用本条约的逮捕证或者定罪判决及其具体内容的说明；以及
(六)作为在被请求国临时羁押依据的任何其他资料。
三、被请求国应当迅速将其根据临时羁押申请所采取的措施通知请求国。
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被请求国的情况下，如未在实施羁押后四十五天内收到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提出的本条约第七条所提及的文件，则解除临时羁押；在莱索托王国作为被请求国的情况下，如未在实施羁押后六十天内收到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提出的本条约第七条所提及的文件，则解除临时羁押。被请求国主管机关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延长接收上述文件的期限。
五、如在本条第四款提及的期限及其任何延期届满后收到引渡请求，上述期限届满并不妨碍日后的羁押和引渡。
第十三条 数国提出的请求
当收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同一人就同一犯罪或者不同犯罪提出的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国应当决定将该人引渡给其中哪一个国家，并将其决定通知上述各国。在作此决定时，被请求国可以考虑各种因素，特别是犯罪的严重性及犯罪地点、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及其居所、将该人再引渡的可能性、收到引渡请求的日期、请求是否根据一项引渡条约提出以及受害人的国籍。
第十四条 决定和通知
被请求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引渡请求，在对引渡请求作出决定后，应当尽快将该决定通知请求国。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引渡请求，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如准予引渡，被请求国应当根据缔约国双方主管机关商定的安排移交被引渡人。
二、请求国应当在被请求国确定的合理期间内接收被引渡人，如果该人在此期间内未被接收，除非另有规定，被请求国可拒绝就同一犯罪引渡该人。
三、如果缔约国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无法移交或者接收被引渡人，则应当通知另一缔约国。缔约国双方确定新的移交日期，本条第二款规定应当予以适用。
四、在移交被引渡人时，被请求国应当将该人因引渡而被羁押的全部时间通知请求国。
第十六条 暂缓移交和临时移交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正在被请求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之外的犯罪被提起诉讼或者正在服刑，被请求国可暂缓移交直至诉讼终结或者判决的全部或者任何部分执行完毕。被请求国应当将暂缓移交事项通知请求国。
二、如果本条第一款所述之人被确定为可予引渡，被请求国可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缔约国双方确定的条件，将该被请求引渡人临时移交请求国以便对其提起刑事诉讼。对在此种情况下被移交的人，请求国应当予以羁押，并在完成针对该人的诉讼程序后将其送还被请求国。临时移交后被送还被请求国的人应当根据本条约的规定，最终被移交给请求国以执行对其判处的刑罚。
第十七条 移交财物
一、被请求国应当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请求国的请求，扣押被合理怀疑与实施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有关或者证明该犯罪所需的财物，包括收益，无论这些财物为该人被逮捕时所拥有或者随后被发现。被请求国应当在准予引渡时将这些财物移交请求国。
二、在准予引渡的情况下，即使由于被请求引渡人死亡、失踪或者脱逃而无法执行引渡，本条第一款所提及的财物也应当移交。
三、如果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提及的财物因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关系有必要留在被请求国，被请求国可暂时扣留该财物直至上述诉讼终结或者以应当归还为条件移交该财物。
四、被请求国或者第三方对这些财物可能已取得的任何权利应当予以保留。如存在此种权利，这些财物应当根据被请求国的请求，在诉讼终结后尽快无偿归还被请求国。
第十八条 特定规则
一、已被引渡人不得因其在移交前所犯的引渡所针对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而被追诉、判刑或羁押，其人身自由也不得因任何其他原因受到限制，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被请求国同意；
(二)该人在获得释放的三十天内有机会离开请求国却未离开，但是这一期限不应当包括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请求国领土的时间；或者
(三)该人在离开请求国后又自愿返回。
二、如果被请求国要求，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提出的寻求被请求国同意的请求应当附有第七条规定的有关文件，以及被引渡人对有关犯罪所作陈述的记录。
三、如果对被引渡人的指控随后发生变化，只有在符合下列条件时方可对该人进行追诉和判刑，即该人的罪名虽经更改，但：
(一)这一犯罪实质上是基于引渡请求及其辅助文件中所包含的相同事实，或者实质上与原来犯罪的性质相同；并且
(二)这一犯罪可判处的最高刑与该人被引渡的犯罪可判处的最高刑相同或者较之更轻。
第十九条 引渡给第三国
一、当一人已被移交给请求国后，该国不得因该人在移交前所犯罪行而将其引渡给任何第三国，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被请求国同意；
(二)该人在获得释放的三十天内有机会离开请求国却未离开，但是这一期限不应当包括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请求国领土的时间；或者
(三)该人在离开请求国后又自愿返回。
二、被请求国可以要求请求国提供第三国提交的与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寻求的同意有关的文件。
第二十条 过 境
一、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经一缔约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请求并提交相关文件，另一缔约国应当准予通过其领土过境。二、如果使用航空运输并且未计划在过境国着陆，则过境无须授权。在发生计划外着陆时，过境国可要求另一缔约国提出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过境请求。只要在计划外着陆后48小时内收到必要请求，过境国应当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羁押过境人直至过境完成。
第二十一条 费 用
一、被请求国应当对因引渡请求而产生的诉讼程序作出必要的安排并承担有关费用。
二、被请求国应当承担在其境内逮捕被请求引渡人和移交给请求国前羁押该人而产生的费用。
三、请求国应当承担将被引渡人及扣押的任何财物从被请求国运往请求国而产生的费用。
第二十二条 通报结果
请求国应当迅速向被请求国通报有关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协 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莱索托王国外交部或者两部各自指定的人员可就具体案件的办理以及促进本条约的有效实施直接进行协商。
第二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缔约国双方因实施或者解释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五条 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缔约国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的地点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犯罪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三、本条约经缔约国同意可予以修订。
四、任一缔约国均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本条约自通知另一缔约国之日起六个月终止。本条约的终止不影响条约终止前已收到的任何引渡请求的处理。
下列签字人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三年十一月六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莱索托王国代表
李 肇 星 莫拉比·柴夸
(签 字) (签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