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外来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第二次修正）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外来暂住人口管理规定（第二次修正）
大连市人民政府
（1995年4月1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5〕31号文件发布；1997年12月31日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二十六个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1998年9月18日大政发〔1998〕80号文件《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大连市外来暂
住人口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外来暂住人口管理，保障外来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辽宁省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公安局（分局），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外来暂住人口的主管部门，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外来暂住人口的管理。
各级劳动、工商行政管理、物价、财政、规划土地、城建、房地产、民政、卫生、计划生育等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外来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外来暂住人口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外来暂住人口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暂住地的有关规定，接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不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五条 外省市人员来连或虽具有大连市常住户口，但由农村进城（镇）或人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各县（市）、旅顺口区、金州区之间流动，暂时居住在单位（不含医疗单位）、居（村）民家中和长期包住宾馆、旅店的各类人员，均应按本规定办理有关暂住户口手续。
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所称的各类人员，包括：
（一）探亲、访友、学习、参观、治病、陪护、旅游及因公出差的；
（二）务工、务农、经商办企业的；
（三）在驻当地办事（代表）机构工作的。
第七条 外来暂住人口须按下列规定办理户籍登记：
（一）本规定第六条第（一）项所列人员拟住3日以上不满30日的中国公民，应在到达暂住地后3日内，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应在到达暂住地后24小时内，持本人有关身份证件，由住所单位（户主）持单位证明（户口簿）陪同到当地公安机关申报暂住登记；
（二）本规定第六条第（一）项所列人员拟住30日以上的和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所列人员，应在到达暂住地后7日内，持本人身份证、计划生育查验证明，集体暂住的，由雇（聘）用或所在单位、个体工商户统一填写《大连市外来人口登记簿》；散居在居（村）民家中的
，由户主持户口簿陪同，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申领《大连市居民暂住证》（简称《暂住证》）。
第八条 《暂住证》分为有效期1年和多年两种。暂住时间在3年以内的，办理有效期1年的《暂住证》，每年核定一次；暂住时间在3年以上或符合规定条件的外地驻连机构以及经批准建房、买房居住的，办理有效期多年的《暂住证》。
《暂住证》不得出租、转借、伪造、涂改、买卖。
第九条 招（聘）用外来暂住人口的单位、个体工商户和成建制来连务工的单位，应有专人或部门负责外来暂住人口的管理，并与当地公安机关签订外来暂住人口治安承包责任书，做好对本单位外来暂住人口的教育、培训等管理工作。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出租房屋给外来暂住人口居住的，应按省、市有关房屋租赁的规定办理各种手续，其中出租私有房屋，房主应在出租前，持房屋产权证明和户口簿到当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并按市房地产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出租。
危险房屋和临时建筑、违章建筑、自搭棚厦不得出租给外来人口居住。
第十一条 凡属本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不含市级以上人民政府驻连机构的人员）规定的外来暂住人口，须按下列规定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和治安管理服务费：
（一）城市建设增容费：
外省人员在市内四区的，每人每月收取30元；
本省人员在市内四区的，每人每月收取20元；
在其他县（市）、区城镇和郊区的，每人每月收取15元。
（二）治安管理服务费：
集体暂住的每人每月收取2元；
分散暂住的每人每月收取2．5元。
第十二条 城市建设增容费和治安管理服务费，由暂住地公安派出所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收缴。在企事业单位（含镇办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户从业和在郊区务农的，由用工单位从使用外来暂住人口的工资报酬中按月代扣上缴；外省市成建制来连和本市农村集体进城在建筑市场承
包工程的，由建设单位（发包单位）从工程费中按月代扣上缴；散居在社会上的从业人员由本人缴纳。
第十三条 外来暂住人口务工、进行企业法人注册登记的，以及按规定进行健康检查时，劳动、工商行政、卫生等部门应查验其《暂住证》，对无《暂住证》的，不予办理有关证（照）。
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经济来源的外来暂住人口（以下简称三无人员）的管理。对无《暂住证》的，由大连市三无人员管理教育机构予以教育，并负责收容遣送。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由公安机关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给予警告，可并处5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限期改正，属于单位责任的，按每人50元并处罚款；属于个人责任的，可并处3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注销《暂住证》，有违法所得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停止出租房屋，可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属于单位责任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属于个人责任的，按应缴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处以罚款，城市建设增容费仍需缴纳；
（六）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按应缴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处以罚款，治安管理服务费仍需缴纳。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拒绝、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依照本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罚款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15日以下拘留或其他处罚，罚款继续执行。其中属于外来暂住人口的，注销暂住户口和《暂住证》，并予以遣返；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属于劳动、工商行政、卫生、计划生育、房地产、规划土地、城建等部门管理范围的，由上述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应下达处罚决定书；实施罚没款处罚，应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票据，罚没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按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和利用职权刁难外来暂住人口、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市同一县（市）、区内，由非边防地区到边防地区暂住的人员以及劳改、劳教人员保（院）外就医和因故请假回家人员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大连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大政发〔1998〕80号）
根据《辽宁省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市政府决定对《大连市外来暂住人口管理规定》（大政发〔1995〕31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改为：“为加强外来暂住人口管理，保障外来暂住人口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辽宁省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二、第五条改为：“外省市人员来连或虽具有大连市常住户口，但由农村进城（镇）或人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各县（市）、旅顺口区、金州区之间流动，暂时居住在单位（不含医疗单位）、居（村）民家中和长期包住宾馆、旅店的各类人员，均应按本规定办理有关暂住户口手续。”
三、第七条第（一）项中的“拟住5日以上的中国公民”改为“拟住3日以上不满30日的中国公民”。
四、第七条第（二）项改为：“本规定第六条第（一）项所列人员拟住30日以上的和第六条第（二）项、第（三）项所列人员，应在到达暂住地后7日内，持本人身份证、计划生育查验证明，集体暂住的，由雇（聘）用或所在单位、个体工商户统一填写《大连市外来人口登记簿》；
散居在居民家中的，由户主持户口簿陪同，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登记，申领《大连市居民暂住证》（简称《暂住证》）。”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应加强对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正当经济来源的外来暂住人口（以下简称三无人员）的管理。对无《暂住证》的，由大连市三无人员管理教育机构予以教育，并负责收容遣送。”
六、原第十四条第（七）项删去。
七、原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相应改为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三条。
八、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大连市外来暂住人口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做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1995年4月13日
浅议刑事审判中的情与法
——从几则案例说开去
“法不外乎人情”这句古谚既凸显了法与情之间的交织关系，也反映出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时需要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既要尊崇法律的规定，但是又不可机械式地适用法律，要考量案件中与法条中所隐含的情理。因为法与情理确始终相伴相生，离开了情理的法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使在西方崇尚法律至上的国家，情也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法。当然，也有法学理论家宣扬一种法与情完全脱离的理论——恶法亦法，但这终究只是一家只谈，也未成为影响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主流思想。此外，从法的渊源来看，法与情也是紧密相连的，早期的法是起源于道德的。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光靠道德是无法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此时法便应运而生。法和道德在各自领域范围内共同调整着社会关系，但是在某个范围内也会出现交集，这时就会出现究竟适用法抑或道德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困惑。当这种困惑出现在刑事审判实践，就需要法官在法与情之间做出权衡。当然，法官在做出权衡时要本着最基本的良知，捍卫法律的公平正义。
一、现象：审判实际中的情法冲突
案例一：范某无照驾驶重型装载机在一在建内环快速路上运送建筑材料，行驶至该路段k2+250处时，因不当操作遮挡了视线，忽视行车安全，不慎将唐某撞倒并碾压，造成其当场死亡。案发时该快速路并未投入使用，但已经有行人或者摩托车在通行。案发后范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以范某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并未提供事故责任认定书。
案例二：文某发现其所在村的山上有一棵兰花楹树，便以购买小叶香樟树为幌子(小叶香樟树不值钱，且山上到处都有)，前去和村书记罗某商量，要在山上挖棵小叶香樟树（树的大小和具体位置文某辩解说都跟书记说明了）。文某在未按购买树木的正规程序通知相关责任人到场德情况下，私自将山上的兰花楹树挖走并出售，获赃款13000元。经鉴定，该树价值人民币8万元。案发后文某已经将所获的赃款退回，兰花楹树也已移植回该村山上并已成活。公诉机关据此以文某犯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例三：今年48岁的张某（老家在农村）2011年经熟人介绍来到郑州苏先生家做保姆。同年12月2日下午，因抱怨苏先生拖欠工资，便将苏先生放在鞋柜上一部VERTUS手机（诺基亚一款奢侈品手机）藏在厨房里，次日趁人不备时将该手机埋在萝卜坑里。苏先生发现手机不见了就报警，民警查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在萝卜坑里找到了手机。经鉴定该手机价值6万元。公诉机关以张某犯盗窃罪提起了公诉。
案例四：2003年8月7日凌晨，四名农民工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偷摘了47斤科研用葡萄。这些葡萄是该研究园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当时正处于对比试验阶段，此举令其中的20株试验链中断。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被偷的葡萄进行估价，其直接经济损失为11220元。北京市海淀区警方于9月12日对其中三名农民工执行了逮捕。后对葡萄价值按照“市场法”进行了重新鉴定，其价值为376元。2005年2月21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三名民工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上述案例中，案例一的被告人范某显然不能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定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即使范某在公共交通道路上驾车行驶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也未必有定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罚重。案例二、三、四反映出来的现象是一致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若是单纯地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考虑任何情理因素的话，从形式上看案件的处理结果是
没有问题的，但这样的处理结果能否体现公平正义，能否符合刑法本来的精神和理念，则值得人好好反思。
二、问题：违背法的基本精神与减损司法公信
在上述案例中，法官如果完全按照刑法法条的规定依葫芦画瓢，有可能产生如下问题：
第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指的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一般认为，罪行相适应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案例一，范某过失致人死亡的罪行显然要比一般的交通肇事的要轻，因为交通肇事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害的客体是特定的人的生命安全，针对是个人。按照刑罚相适应原则来推理，过失致人死亡罪在相当的情节、性质及危害后果的情况下，量刑肯定要轻些。但是如果单单从刑法条文去操作的话，案例一出现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第二则是降低了裁判的可接受性。俗话说，“到法院打官司就是要讨一个公道”，所以法院针对具体个案“怎么说理”以及“说理的好与差”便成为社会公众是否接受和认可法院裁判的关键。虽然法官进行裁判时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裁判结果并不一定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他们不是法律职业者，其对法律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像法官那样理性地看待裁判结果，其更多的是夹杂着个人情感，且这种情感还或多或少的带着同情弱者的成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情感的对错，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它在影响着裁判的可接受性。就像案例二、三、四的情形，如果法官完全摈弃情理上的因素，照法裁判，估计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那样的裁判结果的，因为在公众眼里，他们并不太理解和认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程度，他们只是从情理上去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有多严重，该受怎样的刑罚。所以，为了让裁判更容易被接受，法官需要在个案裁判中考虑一定的情理成分，但是该如何去把握情理的分量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第三则是会损害司法权威，减损司法公信。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十倍于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河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水源”。因为法院的重要职责就是通过个案审判明晰对与错、是与非，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因此，法院在个案审判中的说理与裁判结果若是十分偏离公众的司法预期，则会导致公众对裁判的接受性低，进而降低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信服力，损害司法公信。
三、原因：法的滞后性和情的合理性
（一）法的滞后性，使其难以适应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总是具有滞后性，法一经立法机关制定以后，就已经落后了社会形势。换句话说，法一产生就已过时，刑法规范也不例外。针对法的这种滞后性，不同法系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遵循英美法传统的国家采取了遵循先例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对成文法进行解释，而不让法官在个案审判中“造”法。由于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特殊，其适用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可能是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财产权，因此，在对刑法规范进行解释时要遵循特别严格的要求。当然，像贝卡利亚那样，要求刑法规定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 固然是最理想的，但那是不现实的，刑法的滞后性使得其需要解释，而即使有了解释，也不能完全地规避其滞后性。
刑法解释并不能解决当法官在面临一个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新型案件时该如何处理的难题，因为刑法解释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任意地进行解释，只能就刑法规定不明确的和实践中如何适用进行解释，而且解释的主体也是明确了。所以，如果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只是死守着法律条文或者法律解释，法官照样会感觉无所适从。在这样一个提倡法律至上的社会，法的作用有时候被过度地神圣化，好像所有的事情离开了法律都是不合理的，殊不知，过度地依赖法律条文，恰恰显现出法律在某个方面的苍白无力。崇尚法律固然是好事，但是也清楚法律有其自身无法弥补的先天缺陷，这就需要作为法的执行者——法官在实践中把握情理的作用。
回到先前的那几个案例，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又规定了几种不需要数额标准的盗窃罪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就一般的盗窃罪，被侵害财产的价值是相对确定的，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一财产在不同的时期、环境下具有不同的价值。比如案例二中的兰花楹树，如果只是按照木材使用的功效来计算，它根本不可能拥有如此高的价值，但是，由于该树稀有，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使得该树价值倍增；案例三、四中的奢侈手机、天价葡萄也是一样的，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价值就那么点，但是它们却又实实在在具有另一种让常人匪夷所思的高额价值，且这种价值的存在是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刑法和相关的解释并没有告诉法官该如何去取舍，因为刑法的制定者在制定该法的时候也没有预料到如今的情形。法的滞后性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让法官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情理去作出裁判。
（二）情的合理性使其在法官裁判时占有一席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情有很多种，当一种情升华到理的程度，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规范，自觉地调整着社会关系。而所谓的“情理”，指的是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它是大多数地方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并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且渗透到现实生活中各方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份情理，虽有差异但共同的指向应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故而，理性的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时便考虑了相当的因素，如刑事司法中的酌情制度。
此外，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在裁断案件时也无法全然跳脱出情理。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采用的是自由心证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判权（discretion）。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自由裁量权，指指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 同时，法律语言含义的多样性与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据法律规定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则释“法”说“理”，使裁判的结果符合公众的通常理性，不能与人之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过于偏离，进而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司法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结论：刑事审判中要情法兼顾
司法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刑事审判中，法院作出的裁判直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不能一味的只是考虑法律框架内的因素，应该要适当注意情理上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