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安监管管一字[2003]32号
关于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通知
2002年，各地按照国家六部（局）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开展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针对性地解决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
一是基本摸清了非煤矿山的底数。经初步确认，全国共有非煤矿山134058座（处），其中无证矿山19786座（处）。二是关闭整顿工作初见成效。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取缔、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26489处。通过整治，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趋于好转。2002年全国非煤矿山重、特大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24.4%和43.6%。
全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矿山违章、违规开采现象仍然存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据统计， 2002年非煤矿山共发生事故1634起、死亡2052人，分别比上年上升24.4%和6.2%。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一些地区的县、乡基层领导没有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整治工作责任制不落实，特别对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矿山、小采石场，态度不坚决，甚至以停代整、以停代关、明停暗开，使整治工作流于形式。
二是非公有制小矿山仍是制约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非煤矿山特别是小矿山安全基础差、安全投入少、技术含量低、办矿标准低、管理水平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非煤矿山点多面广，安全监管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各地从事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人员严重不足，监管力量层层衰减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县、乡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对于上述问题，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清醒地认识到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总结分析前段工作的基础上，从薄弱环节抓起，从解决突出的问题入手，继续把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下去，力求取得更大的成效。
按照2003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要求，为进一步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现就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3年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目标
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和六部（局）的通知要求，着眼于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立足防范，深化整治，强化监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整治，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和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山，淘汰落后的小矿山，消除重大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的安全管理，推进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提高非煤矿山的安全素质和防御能力，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重点对象：一是各类非法小矿山；二是事故频发、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三是2002年事故和死亡人数比较多的浙江、广西、湖北、广东、云南、辽宁等省（区）；四是矿山数量较多的山东、河北、福建等省；五是各类私营、个体小矿山和小采石场。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主要目标：一是继续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矿山、小采石场，防止已取缔、关闭的矿山死灰复燃；二是结合整治，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进行安全评估，实施分类指导，加强隐患整改，推进技术进步，使其安全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素质明显改观，防御能力明显增强；三是非煤矿山总的伤亡事故增幅下降，力争重、特大事故比2002年下降15%， 遏制一次伤亡30人以上的事故，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二、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措施
（一）突出重点，依法开展整治工作，巩固发展整治成果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地区、行业、企业、部位、环节，特别是各类个体、私营的小矿山、小采石场，严格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深化整治工作。
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搞“回头看”。凡是在验收后又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以及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限期重新进行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予以关闭; 对于已取缔、关闭的矿山企业，要进行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对于目前正在整改的矿山企业，要严格依据整治的标准，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凡是证照不全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和自然资源法规明确禁止开采的，应依法予以取缔。对依法设立的非煤矿山企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以及未履行安全、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或虽履行了相关评价手续，但未按要求落实措施的，应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产整顿，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予以关闭。各类矿山企业都要在专项整治中，做好防垮坝、防爆炸、防污染(中毒)、防透水、防冒落(片帮、坍塌)工作，并完善各主要生产工艺系统，改善作业环境和安全生产条件。
（二）探索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努力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要从防范入手，着眼于宣教培训、市场准入、安全投入、“三同时”把关，强化执法及监督约束等各方面和政府、企业、中介、社会等各层面，研究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三）结合专项整治搞好安全评估
2003年要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评估。要着重从基础工作、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划分出好的、一般的、差的和不合格的四个等级。通过安全评估，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档排队，实施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好的要总结提高，一般的要改进完善，差的要限期整改、缺啥补啥，不合格的要依法关闭。
（四）切实加强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督查工作，推动整治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各地在验收工作结束后，要将整治验收结果书面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抄报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内容包括：整治验收总体情况、采矿许可证吊销情况、工商营业执照收缴情况、整治环保治理情况、火工品证吊销情况、投入整治资金情况、投入整治人员情况，以及矿长资格证、矿山安全条件证等情况。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在2003年三季度组织力量，采取异地互检互验的方法进行督查。四季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等部门将联合开展验收督查工作，验收督查工作于年底结束。
（五）严格按照安全整治标准，加强验收工作，确保验收工作的质量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验收工作一定要注重质量，绝不能走过场，以防止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应付过关。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并参考各地的验收标准，制定验收指导意见。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按计划、分步骤地对所辖市（地）或企业的整治工作进行验收，县(市)一级要对本地的非煤矿山逐个进行安全整治验收。各验收组要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各负其责。对验收合格的矿山企业，要经省级整治领导小组批准方可恢复生产。对整治后仍达不到验收标准和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要依法予以关闭。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抓深化和提高，巩固整治工作成果，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按照“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严把审批关、发证关、签字关。
三、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具体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
深化整治工作要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进行。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公安、监察、国土资源、工商、环保等部门的联系，主动做好工作，做到协调行动。要在总结分析前一阶段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进一步完善整治方案，科学做出深化整治的安排，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特别是县、乡的领导，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把安全整治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承担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凡整治不力，死灰复燃严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整治期间发生特大事故的，要依法严加惩处。
（二）立足治本，搞好综合治理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应当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规范矿业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技术进步、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强化基础建设和日常监督管理、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等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
（三）加强基础工作，搞好集中整治与经常监管的紧密结合
要指导督促各类非煤矿山企业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的各项规定，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非公有制小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和严格实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机构。要将集中整治与经常性的监督管理紧密结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从根本上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
（四）推进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升级
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技术示范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非煤矿山企业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推动安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促进非煤矿山的安全技术升级。
（五）加快整治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治任务
非煤矿山整治工作要严格按照六部（局）的通知要求进行，切实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进度，保证整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要力戒形式主义，避免走过场，确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全面按期完成。
二ΟΟ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司法实践中盗窃罪若干问题探讨
王镭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并沿用至今的罪名之一，盗窃罪历来是各个历史时期最为普遍的多发性犯罪，“毁则为贼，窃贿为盗”，古来有之。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渐完善的今天，盗窃罪仍然是最为普遍的犯罪现象和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从我院近两年的案件统计来看，盗窃罪的数量每年都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修订后的刑法对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相应的刑罚措施都作了完善的修改和补充。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实际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在对盗窃罪的认定和处理上也在司法机关内部出现了种种分歧，仅从盗窃对象来讲，就出现了债权、技术成果、能源等等新生事物。对于盗窃罪的处理，由于对法律认识的不同，也得出了大相庭径的结论。在此，笔者仅就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不同情况，谈谈自己的见解。
一、多次盗窃的认定及犯罪数额统计
“多次盗窃”这一名词，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共提到两次，但是所指的却不是同一概念。该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以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第五条十二款又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这里，如果按第四条理解，多次盗窃系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必然构成盗窃罪，不存在后者所说的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才能累计其盗窃数额。显然，这两个“多次盗窃”是指两个不同的犯罪概念，不能混淆。前者是对盗窃罪的一个补充规定，既除刑法规定的达到盗窃数额较大起刑点的犯罪行为外，另行将多次入户盗窃和扒窃但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含概在盗窃罪里面。其含义包括三个特定限制：一是时间限制，即在一年以内计算盗窃次数；二是次数限制，必须达到三次以上；三是排除限制，即将危害不大，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排除在外。而后者所提到的多次盗窃应理解为数次盗窃，其中至少有一次盗窃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而应当受到追诉的。两者的概念截然不同，正确的区分这两种情形，才能够增强司法实践中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正确把握和认定盗窃行为。例如我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犯罪嫌疑人在几个月内三次窜入铁路的仓库内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每次盗窃数额均为800余元，经我们审查，此案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盗窃场所是企业仓库而非入户盗窃，显然不能适用前述解释的第四条规定，最终，该案由公安机关撤回处理。
正确理解了多次盗窃的含义后，就要谈到对数次盗窃应当追诉的行为如何累计计算其盗窃数额的问题。“解释”中虽然规定了“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计算盗窃数额”。但是如何理解“最后一次盗窃”和“如何累计数额”，这都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是以最后一次盗窃犯罪为基准向前一年进行累加，还是以最后一次盗窃行为为基准向前一年内累加，或者是仅仅将达到数额较大、够罪的数次盗窃数额累加，在司法实践中争论不一。而适用不同的方法，所计算出的犯罪数额差异极大，在一起盗窃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系货场司机，利用为货主拉货的机会，在三年内数十次实施盗窃行为，但仅有三次达到了数额较大的起点，适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犯罪嫌疑人的盗窃数额竟差异数万元。在实践中，通过和审判机关联席会议研究，我们达成了如下协议：第一，在审理数年内实施多次盗窃行为的案件中，将“最高法解释”5条12项中的“最后一次构成犯罪”界定为最后一次盗窃犯罪，前次盗窃犯罪数额的累加以此为基础，其后实施的盗窃行为不予累加，可在量刑时作为情节考虑；第二，以最后一次盗窃犯罪为基础，前次犯罪在一年以内的，无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盗窃数额均予以累加；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外的，只对达到数额较大的次数予以累加，其余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各次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第三，对于所累加的数额涉及到是否达到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情况，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计算方法。有了上述规定，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数次盗窃犯罪数额的计算有了相应的规范，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要想全面的统一对该解释的认识，还需最高检与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范。
二、对盗窃罪中八种加重情节的认识
盗窃数额历来是司法机关对盗窃罪定罪处罚的重要依据，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依据，行为人的犯罪情节也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是审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修订后的“刑法”对盗窃罪的情节作了充实和拓展，成为与数额相提并论的重要量刑依据。同时，为把握一个统一的尺度，最高法的“解释”中，列举了首要分子、主犯、累犯、盗窃金融机构、盗窃抢险救灾优抚扶贫款物、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等八种情况，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具体内容。当然，在具体运用中，上述情节是以行为人的盗窃数额分别达到数额较大和数额较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构成犯罪后同时又具有以上八种情节的，才能构成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予以加重处罚。上述规定，使我们在审理盗窃案件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增强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正确理解上述规定，有助于我们在办案中正确认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部分盗窃犯罪中，犯罪分子在实施盗窃行为的同时，往往给被害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后果。沈阳铁路局在建设哈大线电气化铁路之初，铁路沿线盗窃刚刚安装的承力索回流线的行为十分猖獗。盗窃分子每盗窃一空铜线价值4000余元，获利仅数十元，然而，由于每一路段的线材在技术上要求不能有短头和接点，犯罪分子每盗窃一次，整个路段就会报废，要重新安装，也就是说，每一次盗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几十万元。由于该工程系铁道部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共同施工的，该时期内的盗窃行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上述盗窃行为，必须要严厉惩处，我们依法适用了“解释”第七项：“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对盗窃行为人加重处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一阶段内及时地遏止了哈大电气化铁路沿线的猖狂盗窃行为。
当然，“解释”规定的八种加重情节在适用中也存在需完善的方面。例如，其中规定的将“首要分子、主犯、和累犯”也列入加重处罚的情节，于法理有悖。根据“解释”的规定，构成盗窃罪，并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特别严重情节，量刑幅度将提到上一格加重处罚，这与刑法的一般处罚原则有所矛盾。似累犯、主犯等情节，作为刑法规定的从重处罚的依据，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判处较重的刑罚，包括较重的刑罚和刑种，这是刑罚具体运用的基本原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但是按照解释的规定，如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分子具有累犯情节，则要在数额巨大的的幅度内量刑，显然是加重处罚而不是从重处罚。该解释与刑法规定不一，这不禁与法律规定相悖，而且极易造成处罚过重的不良后果。此类情况，我们在实践中应注意把握，具体处理案件时，对刑法总则中规定的累犯从重处罚和实践中对主犯、首要分子从重处罚的做法加以限制，不应使犯罪人因同一情节而承受双重的严厉惩罚，避免出现与法有悖的情况。
与大陆法系关于盗窃罪严重情节的规定相比，我国刑法对八种加重情节的规定略有不同，一是就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上，我国刑法是将各类严重情节与犯罪所涉数额结合起来认定的，而大陆法系只是单独考虑严重情节，并不以犯罪数额为基础；二是我国刑法较注重犯罪行为的实际危害性，大陆法系着重考虑了对社会善良风俗以及保护科技发展、公共安全的关注。对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在适用加重情节过程中要严格、慎重，在保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我们对盗窃罪的认定，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都是以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刑法也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盗窃罪的形式呈现出多种情况，其中个例通常难以区分。
盗窃罪中对财物的控制权历来是理论与实践不断争论的问题，他不仅涉及到盗窃罪的即遂与未遂，也是决定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仅在确定犯罪即遂与未遂中，就有转移说、失控说、控制说等多种学说，在确定此罪与彼罪方面，则更是认定的重要环节。例如行为人窃取处于自己持有状态的财物应如何认定，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在审理一起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系沈阳站搬运工，其在为委托人从站内向站外搬运包裹的过程中，趁被害人办理手续之机，将包裹窃走并占为己有。此案中，有的观点认为，被害人在跟随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具有对财物的控制权，但当其办理手续过程中，应视为将财物的保管权转移给了犯罪嫌疑人，这样犯罪嫌疑人非法占有财物应认定为侵占罪。笔者认为，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看，还是应以盗窃罪认定为宜。在此种情况下，判断财物归物主控制还是归犯罪嫌疑人控制，应综合当时的客观情况考虑。由于被害人一直跟随在犯罪嫌疑人的后面，所以无论是被害人还是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都认为财物一直在物主的控制之下，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受搬运人的支配，但这种支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作用，不具有法律意义。在办理手续过程中，只能认为是物主对财物的控制力一时松弛，不能认为控制权已经转移。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的一时对财物控制的松弛而实施的盗窃行为，所以，此案还是应以盗窃罪认定。
在列车上发生的盗窃案件中，很大部分是被害人将所携带的皮包、财物放在行李架上或铺位上，由于疏忽被犯罪分子趁机盗窃。对此种情况应根据现场情况区分对待，对于包裹、行李等较大型财物，即使是放在行李架上，物主有时照看不到，也不能认为是财物脱离了物主的控制；对于钱包、夹包等小型财物，如果放在铺位上后物主明确知道财物位置，也不能认定财物脱离了物主控制；当然，如果系遗忘物，则另当别论。在一起案件中，被害人在列车即将到站以前到其他车厢找寻同伴准备下车，却将钱包遗忘在铺上，被其上铺的旅客发现后占为己有，此案应以侵占罪认定。由于当时刑法尚未规定侵占罪，法院对行为人作出了无罪判决，这一认定不无道理。由此可见，对财物的控制权在我们审查案件中一定要认真把握，这样才能不罔不纵，依法办案。
四、盗窃犯罪对象及其价值的研究
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犯罪分子作案手段的不断更新，盗窃罪侵犯的对象范围在日益扩大，“刑法”第九十一条、九十二条所列举的公私财物远远不能含概现金盗窃罪所侵犯的对象。例如实践当中的能源、技术成果、债权等无形物，是否能够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都需要重新加以界定，在此，笔者仅对此作以预测性探讨。
从法学理论上讲，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应具有以下的共性特征：第一，盗窃对象应具有经济价值性，因为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犯罪对象明确为公私财物，而没有价值的物品则很难以财物相称，而且盗窃罪的处罚是以其价值（即犯罪数额）为标准的，所以没有经济价值的物品很难成为盗窃对象；第二，盗窃对象应具有可支配性，盗窃行为首先是通过秘密窃取而非法占有的行为，是一种所有、处分关系的改变，这就要求被侵犯的对象首先具有可支配性；第三，盗窃对象应属于动产的范畴，不动产如房屋等不能秘密窃取，不能作为盗窃对象；第四，盗窃对象应具有法定的排除性，刑法所规定的可构成其他犯罪的对象如枪支弹药、尸体等，不能成为盗窃犯罪的对象。掌握上述四项原则，可有助于我们认定盗窃罪的对象，进而明确对盗窃罪的认定。
那么，从个性的角度讲，无形物能否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呢？实践当中对此认识不一。笔者认为，以上述原则为基础，部分无形物应当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如水、电、通讯信道等，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加以使用，逃避经济费用，应当以盗窃罪认定。对于部分无形物，刑法已经以明文加以规定为盗窃罪对象，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针对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号码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行为，明确规定按盗窃罪惩处，这充分说明法律对该种意见的认同。笔者认为，无形物作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是对保障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一种表现，不仅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而且还因为他表现为一种所有的关系，例如煤气、水、电等物质，在被盗用前均属国家所有，行为人的盗用行为必然给国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而盗接、复制他人电信线路的行为也会给被害人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对上述对象的盗用实际上侵害了被害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所以应对其以盗窃罪认定。同理，对于债权、技术成果等无形物也应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对于被盗物品的价值也是对盗窃罪定罪处罚所依据的重要基础，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对此以十二款二十余项的篇幅加以阐述，充分说明了这一部分的重要性，只有合理的计算被盗物品的数额，才能正确定罪、合理量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难以确定被盗物品价值的情况，如有些物品系使用过的旧物，被盗后又被丢弃、毁坏或挥霍无法进行估价鉴定，失主也无法提供获得该物品的金额，对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依据“解释”的相关规定，对能够获取作案当时当地市场价的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于不能确定的则只能以销赃价计算，不能想当然的对被盗物品确定价值。对于通过任何方法也不能确定其价值的被盗物品，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则不能认定，这一点亦符合法律关于“疑罪从无”的规定。在审理李振成等6人货盗一案中，检察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所盗窃的一笔价值万余元的奶粉系过期产品，是由铁路运输返回生产单位过程中被盗的，该产品已不具有实际价值。经过调查取证，并由鉴定部门依法作出鉴定。最终，检察机关依法将该笔数额从犯罪总额中扣除，保护了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司法公正性。
总之，盗窃犯罪作为一种当前社会中的多发犯罪，不仅侵犯了国家和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也严重地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笔者上述所论也仅仅是“沧海一粟、冰山一角”，但可以肯定，加强对盗窃罪的研究、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司法机关更好的发挥诉讼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稳定发展。
二00四年十月
王镭 沈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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